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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外交1（第4页）

高丽原本最强，但乾封元年（666）盖苏文死，诸子内乱，高宗乃乘机命司空李劫（太宗死后避“世”

字讳）为辽东道大总管前往征伐。

李劫持重，直至总章元年（668）底才平定高丽，将高藏等一行献俘至京。

唐朝也将高丽分置府州，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领之，命薛仁贵总兵镇守；其后唐军撤还，高丽亦为新罗所据。

大唐因盟主身份而卷入朝鲜三国的纷争，为了扮演“国际警察”

而耗时耗力，积两代的努力才能以武力解决问题；不过维持不久则因吐蕃的兴起而力不从心，放弃朝鲜半岛的经略，拱手让与新罗，可谓为他人作嫁衣，赔了夫人又折兵。

西北边的问题也就是西域——中亚问题，此地区国族复杂，以西突厥最为霸权。

基本上西突厥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介于中国、波斯、拂棘（东罗马）与天竺（印度）四大古文明之间，腰控丝绸之路，对中国而言，具有甚大的文化经济利益。

相对的说，西突厥对大唐的国家利益主要在文经，不像东突厥般严重地构成了国家安全上的威胁。

其实隋唐之际，西域诸国虽多臣属于西突厥，但对中国也颇友好，甚至先后经高昌国来朝。

唐朝为了实行对付东突厥的大战略，又为了外交与文经利益，故插手西域事务乃是早晚之事。

吐谷浑之南是党项诸羌之地，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因党项诸羌陆续内属，遂因势开为十六州，后来又列原与吐谷浑联盟抗唐的拓拔部为三十二州，“自是从河首大碛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

，是西进政策的先声。

西南诸民族部落情势已定，要经略西域则必须先打通河西走廊。

建国于青海的吐谷浑，与大唐关系时好时坏，曾多次寇掠鄯、兰等州，对走廊安全构成威胁，故唐太宗多次遣使责备交涉，均无远效。

外交手段既然不能解决问题，则军事行动势在必行。

贞观八年（634）底，唐太宗命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兵部尚书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刺使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联同突厥、契芯之众往击之。

尽管吐谷浑拥有优势战略地缘，但是唐军进展顺利，至九年五月攻至河源（黄河发源处），会师大非川。

可汗慕容伏允之子慕容顺斩其国相举国来降，伏允则逃入沙漠中，寻被左右杀死。

国人乃立慕容顺为可汗，称臣内附。

慕容顺在隋炀帝时曾入隋为质子，大唐高祖皇帝时始放还，唐太宗以他早慕华风，深识逆顺，能立功补过，特宜原免，因此仍授他为可汗，封为西平郡王，命李大亮将兵为其声援，但也因此使其国内分裂为亲唐派与反唐派。

未几，反唐派政变杀慕容顺，而立其子诺曷钵。

唐朝遣兵来援，仍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以可汗之号，展示武力的支持，甚至在贞观十四年

（640）以弘化公主妻之。

吐谷浑的威胁解除，河西走廊信道安全，该年，大唐平定高昌。

高昌国在武德时即已与大唐交往，唐太宗时更成大唐监听西域动静的前哨。

其后高昌自恃有西突厥撑腰，故遮断西域诸国入唐的信道，拘留隋末流亡至其国的中国人而不让他们归唐，复与西突厥攻击伊吾、焉耆，离间薛延陀与唐的关系。

焉耆向唐投诉，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遣使前往问罪，要求改善，否则“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

。

值薛延陀也请为向导以击高昌，唐太宗冀其悔过，再遣使交涉，高昌王曲文泰仍置之不理，故决定命参预朝政的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会同突厥、契芯之众，联军数万征讨。

曲文泰以为路长，中有二千里沙漠狂风，唐军后勤补给困难，必不能至。

十四年五月，闻知唐军已兵临碛口，遂惶惧发病而死，其子曲智盛嗣位。

联军继进攻击，其屯驻附近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盟军惧而西走，不敢来救。

八月，曲智盛投降，留守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军也来降，战事结束。

唐太宗决定将高昌改为直属州，乃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焉耆原来声援唐军，不过高昌灭后未几，却与西突厥结盟，遂缺朝贡，唐太宗批准安西都护郭孝恪所请，由孝恪往攻其国，俘虏其王龙突骑支，另委其臣摄理国事。

于是唐朝直属领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东西凡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