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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国立太学（第2页）

决定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陛下劝学兴礼，崇教化，砺贤才，以化四方，这是谋求天下太平的本原，先要把京城建成一个“首善”

的模范地区。

请求对旧的屋舍加以修建用来兴办学校，为博士官设置五十位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

太常要负责选择十八岁以上容貌端正的民众，补博士弟子的名额。

各郡国及县、道、邑中有爱好文学、敬重长上、尊崇政教、顺和乡里、言行不违背他所学的人，县令、侯相、县长、县丞必须报到上属的郡守或诸侯王国相那里，这些上司经谨慎的考察认为可以的，就应当叫他和郡国“计吏”

一同到京师晋见太常，让他们和博士弟子一样受教育。

学期为一年，期满，不论是太常所补博士弟子或郡国所选的学生，都要考试。

能通一经以上的，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额。

成绩优秀者可以当郎官的，太常要列名簿上奏。

如有才学特别优异的，也要随时把姓名奏上。

这些人中有不事学习和才具下等的，及不能通达一经的，就罢黜他，推荐他的单位也要受罚。

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需要的治礼和治掌故两种官职，往往以文学和礼义之士担任，因此，请选择博士弟子中名列前茅，俸禄“比二百石以上”

的郎，及俸禄百石而能通一经以上的官吏，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

比百石以下的官吏，补郡太守的卒史，每郡各二人，边郡一人。

先用背诵经书多的，如人数不够，再选择掌故中的优异者补俸禄为“中二千石”

的属吏，文学掌故补太守的属吏。

由这些人备员，递补缺额。

以上新立的条文，请著录在法规上，其他仍如旧律。

皇帝批示说“可以”

。

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文质彬彬的文学之士了。

从上述内容可知，武帝时兴办了太学，太学的老师就是儒家的经学博士，太学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遗派的博士弟子五十人；另一部分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得受业如弟子”

地方派遣生。

这两部分学生学习一年后要经严格考核，并按学习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学习不及格的罢黜。

武帝之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宣帝时增加二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加至三万人。

地方办的学校以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最早。

武帝时，令郡国“皆立学校官（校舍）”

，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

汉武帝即位后，通过诸如《举贤良对策》活动、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和使地方学校得到普及等，促进了教育与儒学的发展及使儒生加入国家官吏集团。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为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渐）盛，支叶蕃（多）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兴办学校之举不但为当时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汉武帝要改革，要前进，就需要通过法治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此外，“法治”

作为一种治国的重要方法，想把国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

这就是汉武帝重法治的原因。

周代重德治，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很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有的学者指出，周代的礼，也包含着法。

春秋战国随着法家的出现提出了法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