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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国立太学（第4页）

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势必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为此就需要增订法律，严明赏罚，以推动事业前进。

《汉书·刑法志》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

这次条定的律令特点是：

法令文深、严酷：《汉书·张汤传》说“张汤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文深”

。

《汉书·刑法志》说：“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或罪同而论异。

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律令文深、严酷。

法令条文繁多、严密。

《汉书·刑法志》说武帝时法网渐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

上述记载说明，汉朝的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其中律、令是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皇帝令制定的一种稳定的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判定犯罪性质、名称、轻重的准绳。

汉武帝时，据《晋书·刑法志》说张汤做宫廷警卫的“《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禹作“《朝律》六篇”

共计三十三篇。

上述高帝、武帝共作律六十篇，武帝时制定三十三篇，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上引《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

，统称汉律，后亡逸。

后世所说汉律，就是指上述这些篇章。

令，就是皇帝的诏令。

《汉书·宣帝纪》注引文颖说“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

。

科，按犯罪性质分类进行处罚的条律称科或科条。

《释名·释典艺》云：“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

《后汉书·梁统传》载：“武帝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

比，是以旧的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遇有案子与其比较进行判定，所以称为“决事比”

。

法律条文的明显增加，使“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

汉武帝就是“霸王道杂之”

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尊儒且重法，任用儒法兼用的公孙弘和从狱吏中提拔起来的张汤、杜周等执法大臣，用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豪强、商人、农民起义。

因此说以法治国是汉武帝治国的重要办法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