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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刷新制度人气盛（第2页）

其一，所用人才的出身职业的多样性，如有的拔于刍牧，有的擢于贾竖，有的曾为奴仆，有的出于降虏，等等。

其二，性格的多样性，有的儒雅、有的笃行、有的质直，等等。

其三，特长和所担当工作的多样性，如有的定律令、有的文章好、有的滑稽、有的善于应对、有的长于历数、有的长于音律，有的长于运筹和管理经济，有的长于奉命出使绝远国度，有的能做将帅统兵打仗，有的则受命辅佐幼主，等等。

各种各样有才能的人各展所长。

被选用的人中，有儒、黄老、法家、纵横、兵家、阴阳诸家，再加上武帝宠信的方术之士、卜筮之人，战国时的各家各派几乎都应有尽有了。

因此，可以说武帝的用人的特点之一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

武帝之所以如此注意选拔人才，是因为当时时代和他所要从事的事业的需要。

这样一来，就难免与一些大臣发生矛盾。

有的大臣思想保守，对武帝所要开拓的事业想都不敢想，所以处处发生冲突，汲黯就是典型的一例。

《汉武故事》载：“时北伐匈奴，南诛两越，天下**。

黯数谏争，乃发愤谓上日：‘陛下耻为守文之士君，欲希奇功于事表；臣恐欲益反损，取累于千载也。

’上怒，乃出黯为郡吏。

黯忿愤，疽发背死，谥刚侯。”

汲黯无疑是一位忠直的臣下，其犯颜直谏的精神也是可贵的。

可是，他的保守思想和武帝的进取精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是导致汲黯悲剧下场的真正原因。

为了事业的成功，武帝就必须注意选拔人才，这也是唯才是举的主要原因。

汉武帝在继承西汉初期选拔官吏制度的基础上，大胆发展、锐意创新，形成了适应多种需要，多途径。

多元化的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

汉武帝时的察举分贤良、孝廉、茂（秀）才异三科。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高帝下求贤诏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并要求诸侯王、郡守举荐贤士大夫遣诣（至）相国府，并签署上姓名、行状、年纪。

如果有贤士大夫而不举荐即所谓“有而弗言”

，免职。

这份求贤诏是汉王朝最早要求举荐贤良的诏书。

文帝时开始正式举贤良，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及）”

。

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后于元光元年五月又诏贤良对策。

元光五年复诏贤良文学。

武帝以后举贤良成为定制，历昭、宣、元、成而不断。

贤良科是汉代选拔高级统治人才的途径。

文帝时晁错曾应“贤良文学”

之选，经策试合格后以高第任中大夫，景帝时升为御史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