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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业之年干大业（第2页）

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

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

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

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

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

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

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

周迁殷人，意在于此。

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群司百辟，金谐厥议。

但成周墟嵴，弗堪葺宇。

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

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

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

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

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从这个诏令中不难看出，隋炀帝在即位之初决定营建洛阳，乃是出于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及洛阳对控扼东方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诏令中并提到“民为国本，本固邦宁”

的先王之教，以说明他的举措是为国为民。

更提起先圣“变则通，通则久”

以及“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的警句，说明变革乃是时代之需要，是合乎天道，顺应时代潮流的。

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的最直接原因，是刚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叛乱。

由于京师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汉王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

。

隋府兵多集关中，遇大规模叛乱，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

对汉王悖逆，“从反者十九州”

，隋炀帝更心怀畏惧，直到大业三年（607）北巡河北时，仍念念不忘汉王的反叛，说：“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

山东地大物博，山东不稳，则帝国的统治基础就不稳。

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中原形势，指出：“山东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

正因为如此，要使隋朝长治久安，也必须安稳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