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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九为盗贼（第2页）

子女被俘者三万余口。

隋军乘胜解会稽郡围，数战皆捷，恢复隋在江南的郡县。

“然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

刘元进退到福建境内，隋炀帝命吐万绪、鱼俱罗再进剿，但士兵疲敝，吐万绪请求息甲稍作休整，明年春天再剿。

隋炀帝于是改任江都宫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渡过长江，进剿刘元进，刘元进率军拒战，杀官军数千，王世充退保延陵栅，义军各持茅草因风纵火，官军大败，窘迫中将弃营逃遁，突然风向改变，火势直扑义军，刘元进退走，王世充乘机反扑掩击，大破义军，自后连战皆捷，越杀越勇，刘元进、朱燮败死于吴（今苏州）。

余众或降或散，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焚香起誓，约降者不杀，散走的义军原欲逃入海岛，听说王世充誓不杀降，相继出来投诚，结果被王世充全部抓了起来，活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

幸存者转相警告，复相聚起义，据险为寨，官军讨伐不尽。

王世充杀人虽多，却并未平息江南叛乱，反而使民变越来越多。

而隋炀帝却认为刽子手王世充有将才，益加宠信。

隋炀帝在不断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同时，又命天下郡县和驿站筑城，加强防卫力量。

大业九年（613）十月丁丑（初七），有吕明星率领的农民军数千人围攻东都，被隋武贲郎将费青奴击败斩首。

这时，山东境内以长白山（今章丘县东北）为根据地的王薄、孟让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发展到余十万人，渤海格谦和孙宣雅也都各拥众十万。

格谦自称燕王，孙宣雅自号齐王，四出攻击隋郡县，使“山东苦之”

。

有的起义军直接把攻击矛头对准隋炀帝。

河北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自称弥勒佛出世，能变佛形，远近信奉者“日数百千人”

，准备以召开佛教的无遮大会为名，举兵袭击隋炀帝高阳（今河北定县）行在所，因密泄被捕遇害，其党千余家受到株连被杀。

佛教徒反隋炀帝的还有扶风（今陕西凤翔）桑门（和尚）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

，吸引大批信徒，京畿王辅地区的民众翕然奉之，称为大圣。

向海明举起反隋旗帜，众至数万，十二月丁亥（十八日），向海明和尚也自称皇帝，改元白鸟。

隋炀帝诏派太仆卿杨义臣前往进剿。

这时山东章丘人杜伏威和临济人辅公柘亡命后参加下邳人苗海潮领导的农民军，被苗部众奉为主帅，杜伏威自称将军，转战淮南，用火攻烧死进剿的隋将宋颢，力量逐渐壮大。

大业九年（613）这一年，农民起义向纵深发展，不仅广度上大大超过以前，起义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而且就组织形式而言，也有明显提高，不少义军突破保山守泽的框框，联合其他义军共同作战，多次击破官军的围剿，使起义烽火越烧越旺。

隋炀帝的残酷镇压也越来越凶，对造反民众的惩罚也更加野蛮。

隋炀帝认为犯上作乱必用严刑，不久前自己亲自主持修定的比较宽仁的《大业律》被抛在一边，要用严刑峻法制服民众的反抗。

然而，“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暴君剥夺，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民众只能以死相拼。

面对暴虐的镇压，民众更加愤怒，举家老小成批成批地加入了农民起义反抗暴政的行列，致使“举天下之人，十分之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

除西南四川地区因受兵役遥役骚扰相对较少而比较安定外，全国东南西北已到处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