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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统一后意大利经济的总结（第1页）

第一节统一后意大利经济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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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自由贸易方针有利于1861年以后意大利进入欧洲世界，有利于巩固同英、法的友谊，有利于加强与西北欧先进地区关系的联盟体系（其政治和外交成果在复兴运动时期就已十分明显）。

统一后历届政府所关心的自然是维护先前的经济政策；它已给萨沃依王朝的皮埃蒙特大区带来巨大好处，统一后必然也有助于改善公共财政，加强国际关系。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政策似乎完全符合于各国降低进口税的趋势。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可自动调节经济生活中任何潜在的不平衡。

其理论作品代表了主张意大利自由贸易这一代人中主要旗手的理论“宣言”

（他们甚至采用其最激进的、最先进的词汇，如卡塔内奥的伦巴第小组），也代表了半岛上受弗朗切斯科·费拉拉学派熏陶的主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宣言”

。

政治发展过程本身似乎也证明了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的正确。

1866年前，俾斯麦利用关税联盟使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前者的变化，因为哈布斯堡落后的社会仍依靠古老的关税保护主义；后来他又跟法国玩了同样的花招，抑制了拿破仑三世。

利用泛德贸易关系孤立奥地利，利用1862年3月法德法兰克福条约有关向国际市场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使普鲁士——一直至1870年仍是一个粮食出口国，一个工业发展所需的矿产和冶金物资的进口国——从中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外，法国在色当战役大败后也没有感到有必要对第二帝国延续下来的自由贸易制度做实质性的改变——除一些出于税收原因而做的修改外——尽管梯也尔有着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统一后，意大利从严格的、正统的自由贸易体制中期待哪些具体好处呢?大卫·李嘉图关于比较价值的论文认为，在自由贸易制度内，每个国家为获取最大利润必须使一些部门专业化，能以较便宜的国内价格生产产品，用以换取自己所需的国外产品。

这篇论文好像专为国家贫乏的经济撰写的。

大家一致深信，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就其气候和自然资源而言，有能力给国际市场提供各种档次的农产品，应全力以赴开发独特的资源，恢复海运传统；如果适时振兴海运，就可把半岛这一“从中欧深入到地中海中央的堤坝"变成“世界新老航道”

的中枢。

所以，注意力应主要集中于农业，期望——正处于价格不断上涨的有利时机——在扩大出口方面产生一种决定性的推动力，对人口不断增长产生一种新的适应力。

这种模式也符合于统一后领导阶级的政治观点；他们大部分出身农村，关心城乡关系的平衡，易于接受勤劳节俭的、代表社会稳定因素的农村中产阶层的要求。

金融贵族的核心也是自由贸易逻辑的倡导者，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其对议会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他们与法、英、瑞士银行界、商界均有关系，而这些外国资本1861年后已进人半岛从事公债证券活动、经营新的信贷公司以及控制铁路投资。

自由贸易原则扩展到新王国的各个省份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提高了土地的效益；另一方面形成了一条扩大农业食品和半加工原料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

同时，国内市场在许多制成品和主要生产资料方面又为外国工业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当然，这不是说那时贸易活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估计，统一后的头25年内，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进口不超过1.8%，出口不超过1.9%。

然而，1861年后的头几年，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自由贸易体制，较大地调动了总需求，激起了对进口的巨大热情，同时国际市场又为农产品提供了新的赢利机遇。

这一切推动了意大利内部经济，促进了外国资本对金融业、一些外向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进行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

自由贸易政策对各地区的好处是不均等的。

南方一些专业化农业区的出口增长（柑橘的出口1862年至1890年间增加了4倍）不足以解决南方经济的根本问题，亦无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相反，与北方的差距正在扩大。

部分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身使市场竞争不那么紧迫，使根本改变大面积粮食种植的倾向有所减弱。

1861年后，南方农产品的贸易值大部分仍然是在衰落的或几乎无任何变动的环境条件和生产方式下增加的。

然而，另一种情况也使南方各地区农业发展能力大为减弱，而且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