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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家干预（第1页）

第三节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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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些年起，公共活动对货币的稳定和新经济关系的成熟开始担负起决定性的角色。

国家开支不断增长几乎是19世纪末欧洲的共同特征，公共行政所使用的财力有时竟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然而，在意大利，国家干预在积累资本和改造经济结构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这与国家落后程度本身成正比，在俄国、日本及其他工业发展较晚的国家里（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是如此。

1873年出现的不景气现象加速了修改自由贸易政策，国家处理经济活动的一些传统原则几乎到处都随着不景气而改变。

不仅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政治方针和立法措施，旨在加强融资、新技术引进、生产机构、战争能力、殖民扩张工具等等。

意大利统一后的20年内，许多公地和教会财产的转让和相当规模的公共事业和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或销售或出租）成为一些自由贸易设想具体化的重要时机。

19世纪80年代初，新的思想方针开始占据上风。

当时至少已意识到，英国的“工业革命”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改变了一直左右着或妨碍着较落后地区迈出工业化步子的经济发展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农业危机引起经济气候变化的同时，随着左派在政权中地位的巩固，政治路线也正逐步变革。

一些新的压力集团对政府和舆论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或产生于最早的工业区，或受君主一军方权势集团（一直与上层银行界中那些同外国金融界勾结在一起的投机集团有矛盾）的保护。

同时，要求国家保护经济活动的政治倾向已加强，该倾向认为经济活动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威望的保证。

此外，改良土地和整顿城市居民区的大规模干预以及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和组织问题的出现，必然加重国家机器的职能，增加各部技术科室的数目，加强改良土地、森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活动；关于经济活动本身，国家也于1882年制定了新贸易法则，几年后又批准了新的社会和劳动法。

从1883年起，财政政策常采用追加特殊公共支出以及对一些优先照顾部门突击投资等方式来支持重工业、铁路建筑和集体运输的发展。

国家从1885年起就采取行动——对制造业的奖励和酬劳制度——支持自由的、受补贴的海运公司，巩固和加强海军力量。

同年，国家对按铁路协议建设新线或继续修建已开工的铁路工程的公司给予集资方面广泛的保证。

同时对生产发动机、设备和火车头的机械工业（1882年至1886年间在莱尼亚诺和米兰两地成立的佛朗哥·托西公司和布雷达公司），以及对生产军备的军火工业（1886年在波佐利市建立生产大炮和船用大炮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尽可能提供新的市场。

为推动中期贷款而批准降低民间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发行票据的贴现率提高了营业额，促进了工业活动。

因此，银行的私人贷款总额从1881年国民总收入的15.4%增加到1889年的26%。

当时的头等大事是：由于国家的坚决支持并在执行供应海军装甲和设备的合同上采取优惠价格和提前支付办法，全国最大的钢铁工厂（特尔尼钢铁冶炼公司）于1884年3月成立。

早在1871年，斯特凡诺·布雷达就提出了加强意大利军事工业的计划，但当时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提出采用公私各半的合营方式把一个远离边境和海洋的翁布里亚小城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水力驱动的6000马力的生气蓬勃的钢铁和褐煤城市”

的建议不受欢迎；现在这一计划终于得以实现。

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大量生产钢水的意大利第一个现代钢铁工业核心；但只是在第二期才装备了从矿石到生铁、钢、钢材的整套设备。

法国在租船失败后集中注意力于发展蒸汽船舶的现代化造船业，其经验也为意大利所借鉴。

加强船队和港口设施是主张国家经济和军事自给自足的贝内代托·布林部长积极执行的基本政策之一，它有助于冶金机械生产的部分复苏，促进了大量外资流入造船业和军事工业。

国家航海奖只奖给使用意大利船坞建造的船只所航行的航线；国家制造奖（对于关税保护主义造成的上调价格，可减免税收，由国库负担）只奖给使用国家钢铁工业产品的造船厂。

国家1885年法律规定的奖励制度并未使意大利商船队立刻全面改用蒸汽机。

例如，热那亚海运局得到政府以各种形式给予私人船主75%以上的补贴，然而当地最大一家公司（意大利海运总公司）经理埃拉斯莫·皮亚焦开创的“经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