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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春在童年（第1页）

我的春节在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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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时候，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很少有人愿意回忆过去，回忆童年，因为过去太苦，童年太穷。

然而当除夕夜餐桌上的美味只是重复我们生活中的日常菜肴，当新年的服装一如平常而无法带来新意的时候，我们首先在物质上对过年已失去了期待，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很认真地考虑如何逃避夜以继日的喝酒和年龄不饶人等许多严肃的问题。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过年的光景，一种远去的幸福和自由令我在回忆中久久地感动。

过年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乡下的孩子来说，不只是一种仪式，它更是一种享受一种挥霍一种贫穷中生命的辉煌。

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期待着春节的来临，因此，一年里我们活得很有希望很有信心。

秋天来了，风渐渐地凉了起来，这时就觉得春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过年的日子，扳着手指头一算，只有八十多天了，大家都很兴奋，每个人一提起过年能吃上肉，嘴里就情不自禁地滋生出一腔口水，幸福的表情在秋天的风中无比生动，提前吃肉的想象使我们整整一个冬季活得非常振奋。

那是林彪“四人帮”

的时代，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填饱肚子是乡下人的最高理想，吃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因此，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

我小时候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能每天吃上肉，过年吃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是过了几天共产主义幸福生活，于是就觉得实现共产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吃完了腊八粥，年关将近，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那种忙碌其实也就是忙着劈柴、磨豆腐、蒸包子、写春联、进城洗澡、买一挂鞭炮、做一身土布新衣服。

整个腊月，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火药香味，我们大口大口地贪婪地呼吸着火药的味道，然后与小伙伴们在一起玩陀螺、跳绳、打雪仗，精神极度亢奋。

那时候能杀猪过年的家庭很少，我们家十二口人，虽说家境困难，但每年坚持杀一头猪。

而在我的记忆中，猪肉基本上都卖光了，家里只剩下一个猪头和一些猪下水，因此每年过年吃猪头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们最隆重的事情。

由于人口多，猪头吃到初三四，就只剩下骨头了，我和弟弟经常从初五开始，两个人想尽办法从猪头骨里挖出残余的肉来，先用筷子掏，将夹缝里的肉掏出来吃，后来，我们兄弟俩发明了用斧头剁开骨头取肉，每当一小块肉被我们劈出来时，总有一种发现了新大陆的激动和兴奋。

由于弟妹们较多，为骨头的事情，经常发生冲突，后来母亲干脆将骨头煮了汤放进青菜，全家共食之，冲突也就平息了。

此后一年中，我们都对猪骨头充满了感情，可等待下次啃骨头的时间却要整整一年。

童年过年是贫穷的，但贫穷使我们对过年充满了期待、向往，过年使我们在贫穷中又充分享受了自由和欢乐，在没有其他物质参照年代，吃肉就是最大的幸福，无忧无虑地玩耍更使我们没有压抑没有困惑没有烦恼，生活贫穷而温暖。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为吃肉而期待，我们为如何不吃肉或少吃肉而焦虑，我们为如何吃上放心肉而不安；我们不再为过年穿新衣服而激动，我们为如何不买假冒的品牌而反复推敲。

我们兄弟姐妹不会再为一块骨头而大打出手，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使患难与共的亲人们团圆。

然而我们都长大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二弟的生意在浙江上海一带，终日忙碌奔波，三弟远在海外求学，本来说要回来过年，可因学校在二月初开学，也来电说不能成行，姐妹们都已成家，各自在为自己工作和家庭应尽义务。

童年时光不再，成年的我们之于过年，只意味着又长一岁，我们有太多的责任和要做的工作，并不会因为过年，我们就会卸下自己的烦恼和责任，过年对我们，只是一个仪式化了的时间概念，是一个被赋予了传统人文理想的日期。

我们已没有足够激动的心情去期待过年，只有负重前行时的压力促使我们盘算过年后怎么办，年龄将我们过年的自由和欢乐的心情全都留在了童年乡间的田埂上了，因为过年本来就是属于孩子们的，我们过年的全部意义就是陪孩子们玩给老人们拜年找朋友们喝酒，然后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