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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与陈独秀之比较（第1页）

叶公超与陈独秀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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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中历来以“学而优则仕”

为最高目标，这与农业文明时代的经济贫困有关，因为除了当官外，知识分子没有其他途径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孔子的专长是教书和著书立说，但他干专业的时候只能享受“自行束修”

的待遇，收入很有限，所以他也忍不住到政府里做了几天官。

我一直把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远离权力核心之后逍遥山水的文字看成是作秀，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所描绘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乌托邦，以及欧阳修所渲染的“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是相当虚伪的，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等待着卷土重来，但又做出不愿同流合污的样子。

倒是白居易要诚实得多，他在被贬九江后痛苦地承认，“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失去权力和前护后拥当然是一件伤心的事。

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分子除了做官外是可以在“科学”

和“学术”

的范围内让日子过得滋润幸福的，因此做官就不是惟一的道路了，做官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世俗的主流价值观。

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民只有15%的人对从政有些兴趣，而中国却有85%的人愿意谋个一官半职。

我想这与中国的经济贫困有很大的关系，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等到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时候，他的收入比孔子要高得多，他的月薪是1200块大洋，胡适等知名教授也是如此。

当年一个保姆的月收入是3块大洋，技术工人月薪是6块大洋，北京的两进四合院只要600大洋就买下来了，也就花他半个月的薪水就够了。

所以陈独秀后来当上了中共总书记与古代文人当官的动机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决不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好才去出任领袖的，中共总书记的月生活费是30块钱，他的当“官”

是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当官才离开北大的，他是为了信仰，一种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而我要提及的另一位北大教授叶公超则完全是另一种动机而去做官的，叶公超是江南才子，从小出身于官宦之家，曾祖、祖父都是进士，父亲官至九江知府，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宾客盈门的“钟鸣鼎食”

之家，充分享受了饫甘食肥绫罗绸缎的豪华生活，及至抗战爆发，北大教授们南下逃往西南联大后，薪水一落千丈，不可能像在北平做教授那样不仅可包汽车和养三五个女人，那时就连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保证不了了。

这对叶公超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这个留洋教授无论是从家庭出身和性格特征来看，都不宜过山沟里的穷日子，于是他在朋友、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推荐下，告别学界，步入政坛，且很快平步青云，在外交部由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到外交部长。

其实对于叶公超来说，他最适合的工作应是当教授教书育人，他的中学和大学是在美国和英国学完的，获剑桥文学硕士，师从大诗人艾略特，到北大任英美文学教授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他的英文比国文说得好，诗文做得也很漂亮，还是新月社风云人物，主持过《新月》期刊，他的才华以及讲课的智慧与见识曾引得挑剔的北大学生顶礼膜拜，许多女学生因此而陷入情网。

他做教授也许要比当官贡献更大，但他去当官了。

有人说叶公超在抗战时期当官是为了抗战救国，但我更愿意相信叶公超是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和山沟里没有霓虹灯的寂寞，因为可以当外交官的人很多，但师出艾略特的杰出的英美文学教授却很少。

再说抗战救国并不是非要当官才能证明，教书同样是报效国家。

因为叶公超当官后改变很多，他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会了训斥下级，学会了过豪华体面的生活，酒会、舞会都应付自如。

然而带有浪漫气质的叶公超毕竟书生气很足，在居心叵测的官场，他仍然是个外行，他东施效颦的表演只是加速了他在官场上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