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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女性化写作（第1页）

非女性化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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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读到潘小平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文坛这两年》，发现潘小平对文学界的种种是非与争执，隔岸观火却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又大打出手，凌厉的个人意志和强硬的判断无不显示出一种尖锐和霸气。

我一直以为潘小平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

在此之前潘小平的论文《归来的流放者——新时期小说十年批判》、《新时期小说的理性精神》等，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与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驾驭后，将宏观把握和微观解剖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整合与梳理，我以为这项工作本来就不是女人做的，女人应该研究服饰和化妆，还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诸如王菲离婚那一天是不是天空万里无云。

等到我跟潘小平成为同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潘小平是一个素面朝天从不化妆的女性，而且，她对明星们的婚变一无所知。

“怎么会是一个女的？”

我这样想的时候，就免不了与潘小平多了一些文学上的对话，因为我也曾在文学评论的边缘地带混过一段日子，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有了一些共同话题。

后来，我们就有了一个聊天的小圈子，小圈子里聊的都是一些杞人忧天的事，形而上的话题和纯理性的表述方式使我们的聊天无疑具有了一种思想的品质，我们以理性的形式对抗礼崩乐坏无所适从的现实生活，并企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精神出路。

然而，我们在酒桌上茶楼里探讨的话题总是很难达到完整的理性统一。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潘小平比我们大几岁，又做过多年的大学老师，资格偏老，但我们都把她当同性待，再加上她一再扬言“喜欢来自于男人的思想挑战”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多少绅士风度，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但我们仍然尊称她“小平兄”

。

另一位以写思想随笔《冷言热语》一书而知名的朋友赵昂说：在小平兄的视线里，人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文化与非文化的界线，而没有男性与女性的区分。

潘小平是一个很随意、很马虎的人，她骑着经常被偷的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阳光下，丢三落四，男性手提包的拉链经常忘了拉上，有一次，她骑上车，两三千块钱源源不断地从包里飞出来，弄得许多人以为天上掉下票子来了。

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包里有多少钱，多了少了，总是很糊涂。

这倒不是她钱多，她就是这么一个粗枝大叶的人。

这可能与她十二岁开始当家有关，也许与她早年在艺校练过功有关，弗洛伊德也曾提到过童年经验对人一生的重要意义，因此，潘小平这些童年经历在她身上表现出了男人的义气，还有一分豪气。

她可以为朋友代写职称论文，也可以为朋友改写小说，还有形形色色的应景式的痛苦文字，只要是朋友找她的，想干的不想干的都接受了，她不会拒绝，也不会推托。

说起这些事，潘小平总是说，“哎，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人”

，颇有点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义气。

喝酒开始的时候，潘小平不动声色，一旦遇到挑战，她会当仁不让，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油然而起。

两年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陈浩增来合肥，我们喝酒的时候，陈浩增说他喝八两后将车从昌平开回北京，又快又稳，潘小平说她在河南曾放倒八个男的。

两人较上了劲，一桌六个人喝了五瓶，当场将中青社的另一个编辑喝趴了，陈浩增也喝得找不到楼梯了，东倒西歪地不知道是如何离开酒店的。

去年我去北京开会，在中青社安排的一次聚会上，陈浩增向我问起了潘小平，只说了一句，“潘小平厉害！”

所有的人都忘了，只记住了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