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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何当共剪西窗烛（第2页）

我们在共同的空间里向各自的领域探寻和冲刺。

他一往情深地推敲着英美语言文学，我开始眼睛发直地用笔描绘我正在日渐往深处理解的人生。

没多久，他考上了“文革”

结束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澳洲，读硕士，当四十岁的老童生，为期两载。

我们又分开了。

这回的分离已不再是一种无奈。

他满怀豪情地走，我欢欣鼓舞地送，“巴山夜雨”

时的话语有了实实在在的奋斗内容和前景目标。

两年后他回国，捧着戴了硕士帽傻笑的毕业照见我，我则递给他两册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儿习作的小书给他，以示我的成就和得意。

我们为又一次的团聚而欢笑，只在对方的细细的皱纹中，读出了两年中他在异域他乡的孤独和我一人拖着一双幼小儿女的艰难。

我们毕竟都已在“不惑”

的门槛上了。

自找的分离从此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经常节目。

分离非心所愿，却又不得不时而为之。

我俩都不是安分的守成者。

我们总觉得上苍生我必用我，生活的路在面前如同两行永无止境的铁轨一般，远远地伸将出去，更加秀丽的风光不是在身后，也不是在面前，而是在经过又一程的行进之后的下一站。

我们不肯如一对老雀般蜷于小窠，不屑滞留于由几茎衰草垫出的温暖，也不甘心因为岁月的无情流逝而将自身的价值转向下一代，仅只得意于两枚共同造就的雀蛋。

于是我们就总是马不停蹄，年年月月日日地寻觅和奋斗，而将宁静安逸的家庭乐趣作为一种不得不牺牲掉的代价，做着减法支付出去。

他又出国过几次，作短期访问或是学术交流。

在国内的日子里，南来北往的会议是常事。

偶有他忙中偷闲可以小守营盘的时候，他便放我出去，大多是让我去参加生产文稿的笔会，一走半个月几个星期，他在家包揽了养儿育女的一应业务，等我带了成品和半成品回来。

为了避开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常常自我放逐自我禁闭，拒绝在中心计划之外的也就玉石俱损地包括了家庭的亲情。

为完成我的《紫藤花园》，我在那间过街楼里孤零零地啃了半年之久的面包；他为了重译《简·爱》，也不得不扔下刚装修了一半的新居出走，待他返回时，我这代理总统已经把工程治理得一团糟而且成就了大局。

书橱中专列我俩著作的那一排日渐充盈了起来，我俩的白发也随之逐日增添。

时光如轻掠而过的风，我们在“巴山夜雨”

和“西窗剪烛”

的聚聚散散中，从青年步人中年，从初秋走向晚秋，作品与年轮同增，一晃就都过了半百之岁了。

一九九三年的下半年，把那两本一中一西一著一译的《紫藤花园》和《简·爱》立上我们的书案不久，他又接下了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作校际交流的任务，为期一年，其间须去美国一次。

我们在双双走向“知天命”

之年时又得分离。

临行他跟我说，这一年里，他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最新资料，以充实他那本即将杀青的《澳大利亚文学史》。

我一面帮他收拾着行李，一面告诉他，如果没有变化，在他返国时，我的一本随笔集、一本小说集、一本主编的教材，大概也是可以面世的了。

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巴山夜雨”

的境界。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时在聚聚散散中。

很累，很辛苦，可是充实——这就是我们的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