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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县城里反革命人数不够，所以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当家庭教师的我祖父就成了第三批被抓的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军管会审判后决定在第一个国庆前节前枪毙我祖父。

处决的布告贴到了大街上，一位背着长枪的人到护城河边通知我祖母和十六岁的我父亲准备去收尸。

家里哭声一片，二叔也很盲目地跟着大人们人云亦云地哭了起来，他流着鼻涕嘴里呜里呜噜地叨咕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

谁也没能听懂他的意思。

我祖母擦干眼泪带着我父亲上路了，她去找他一位在华东野战军里当旅长的哥哥，拿着旅长的信回来的时候，我祖父已经被押上了红草湖边的刑场，军管会的人看了旅长的信后，刀下留人，放了我祖父。

据我二叔多年后对我说，旅长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慎之先生，一介平民；无党无派，为人谨慎；贫寒持家，教书为生；新政初始，人才匮乏；当留其性命以报效国家。”

我祖父放回来后，三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第三天傍晚我四岁的二叔听到祖父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

的话，当天夜里我祖父在护城河边的一棵柳树上吊死了。

我二叔后来靠我祖母纺线卖钱和我父亲糊火柴盒挣钱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二叔许克己考上了市师范学校。

风华正茂的二叔在师范学校是一个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二叔如果头天晚上感冒了，第二天就会成为全校师生的头条新闻，甚至成为一个事件。

这并不夸张，因为二叔不仅各科成绩绝对优秀，而且普通话说得比电台播音员说得还要标准，他在校期间参加过全省师范学校普通话比赛，以无可争议的绝对高分获得第一名。

他在学校国庆联欢会朗诵的贺敬之长诗《回延安》竟让许多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流泪的同学中有一个女生叫郑红英，她说，“你的声音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每个同学的心。”

她说的“我们”

实际上就是“我”

，那是一个爱情非常含蓄的年代，郑红英如此表达已经是相当公开和大胆了。

我二叔许克己留着一个三七开的小分头很谦虚地说，“你过奖了。”

二叔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扎着羊角辫的郑红英学习成绩一般但人长得生动活泼，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流淌着万种风情，这是一双从进校第一天就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男同学想入非非的眼睛。

我二叔许克己亦非圣贤，他在这双眼睛的左顾右盼中很难做到“非礼勿视”

。

而当郑红英用目光与我二叔许克己进行公开交流的时候，我二叔许克己却不敢正视现实了，他扭头望着远处的一棵法国梧桐树，树上枝叶繁茂，阳光铺天盖地。

毕业的时候，市电台要二叔去电台当播音员，但学校已决定二叔留校任教，那年月没电视，当电台播音员就像今天当倪平赵忠祥一样风光，学校征求我二叔意见，我二叔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当老师。”

已经留校任团委干事的郑红英也劝许克己去电台当播音员，许克己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我读师范，当求博学古今，厚德载物。

家父慎之公毕生传道授业，子承父业，天经地义。”

郑红英暗自神伤，满腔热情遭遇一盆冷水。

之所以我要写到郑红英这个女生，是因为郑红英对我二叔许克己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