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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

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的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

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

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

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

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

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也在践行这种理念。

余秋雨：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

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为什么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

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

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

“伪斗士”

的出现，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

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

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学生们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在路上，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终于回来了。

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

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

中国家庭伦理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王湘宁：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又过了一年多，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也去世了。

他对妻子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苍哭喊了：“噫！

天丧予，天丧予！”

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

再过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

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

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

学生们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

有一次，他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

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犬，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