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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安史之乱发生那一年，李白五十四岁，王维五十五岁，杜甫四十几岁，而孟浩然已经死了十多年。

由于他们，我们对于这个事件前前后后的人文生态有了感性的了解。

我想知道，在你们的印象中，安史之乱前后，历史气氛究竟有些什么变化？

王牧笛：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历史的气魄小了，忧患多了；坦**少了，心机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余秋雨：残暴和无赖一旦得势，就会使历史的品质走向低劣。

我对于历史，一直不太在意别人很重视的话题，而特别注意历史的品质。

例如对历史上的各种动**事件，本有各自理由，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对安史之乱那么讨厌呢？因为它的品质实在太低劣了。

你看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非常残暴，见人就杀，见城就烧，见房子就毁，一看就知道是邪恶的一群。

邪恶不仅对外，也对内。

安禄山自己，才过了短短几年，就被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了，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了，史朝义最后自杀。

在这个过程当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投降之后不久又背叛了——这些事实足可证明，这些人真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自己内部的基本伦理，都没有建立起来。

整体品质低劣，比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加致命。

在邪恶的追逐下，高贵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贵。

安史之乱发生不久，长安城就沦陷了，唐玄宗只能出逃。

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牺牲了杨贵妃。

当时唐玄宗已经年迈，已经没有恢复高贵的丝毫力气。

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作出两个决定：一方面让自己在扬州的儿子李磷守住江南；另一方面，同意西北的另一个儿子李亨继位，自己成为太上皇。

这样才使唐朝得以维持，但已经没有雄健之气。

文化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气”

，这与历史学家的眼光很不一样。

在历史学家看来，“气”

太空泛，而对文化人来说，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气”

。

“气”

的直接表现，就是文化气氛。

王安安：我觉得盛唐的那种愉快气氛再也没有了，甚至对中国文化史来讲，这种愉快气氛再也没有了。

余秋雨：对，历史失去了愉快。

这很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