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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

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

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

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

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

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

，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

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

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

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

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

，可怕得很。

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地，家喻户晓地，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

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

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

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

，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

，所谓的“英主说”

，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屁说”

，“扯淡说”

。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

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

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

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碴儿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

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拨一拨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

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

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