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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擎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

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

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

’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

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

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

，“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

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

（《资治通鉴》）。

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

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

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

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

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

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

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

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

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

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

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