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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忽发奇想，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那么，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当时顶尖级的大都市。

“不”

，他说：“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

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

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

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

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的优哉游哉了。

一个个体躯壮健，精力饱满，自不必说，性腺发达，肉欲强烈，也是不以为奇的事。

加之没有汉民族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

当时，恐怕连整个大气层，都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

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

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

因此，绝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

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的确是个怪不错的主意。

应该说，介于欧亚之间的西域，是个出美女的地区，至今犹是。

我曾做客于斯大林的故乡高加索，颇讶异于那里的女孩子着实漂亮。

可能欧亚人种的差异，所形成的杂交优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女性，无一不出落得格外诱人。

由此推想唐代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情窦初开，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该是如何令男人们内分泌贲张，荷尔蒙乱窜了。

不过，这与汤因比先生无碍，如果实现他的理想，落户丝绸之路的某城某镇，碰上几位钟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长个人化写作，敢不敢私语至脐下三寸，无关紧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迈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羁，挥洒自如的浪漫生活。

试想一下，将镜头对准汤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阳，仰天啸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间小酌；餐后，毡房微睡，一枕黄粱；傍晚，弦索弹拨，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拥抱，耳鬓厮磨。

这种惬意的生活，可比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办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

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

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

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

的大事业，大格局。

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

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

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