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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相残杀的毛病；热衷于折腾，越穷越折腾的毛病；过不上几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毛病；谁也不能好，谁好就掐谁的窝里斗的毛病；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儿完蛋的毛病……这许许多多的劣根性，发作起来，使得历朝历代的太平岁月，即使是辉煌盛世，也维持不了一百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正如舞台一样，台上的演员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观众忍不住了，他们便要粉墨登场，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军，好一个杀字了得，结果，天下大乱。

一个黄巾，结束了汉帝国，一个黄巢，结束了唐帝国。

而且，黄巢之恶，后来居上，甚于黄巾，在中国历史上，凡标之为“末”

的王朝，都有可耻的人吃人记录，但唐末，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最为恐怖惨绝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第三次）退出长安，在陈州被阻。”

“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皑，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

中和四年（884）：“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所至屠翦焚**，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

军行未始备粮，车载盐尸以从。

北至卫滑，西用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目千里，无复烟火。”

因此，汤因比先生如果挑选公元九世纪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楣了。

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农民革命军的兄弟们，会不会将这个来自不列颠的胡人，扔进大锅里煮了吃。

那时的中国，烽火千里，路绝人烟，尸骨无存，一片焦土，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时代，成了十恶不赦的食人生番，丝绸之路怎么不湮没在沙漠里，连遗迹都难寻难觅呢？

丝绸之路一断，开放局面终结，唐以后的五代，五代以后的两宋，只有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局面都难，哪有重开丝路的雄心壮志？明、清两代，开国之初的几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烨、弘历，倒有过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意识，但复兴丝路，重振贸易，根本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

及至明末清末，内忧外患，难以为继，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放眼世界。

老实讲，能喊出开放口号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气。

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强大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闭。

在中国历史上，晚明和晚清两代的统治者，上下谈夷色变，唯有闭关锁国，最后，干脆连片板也不许下海，关起门来当皇上了。

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

的欧洲人，变得强大和人五人六起来。

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不胜唏嘘。

其实，汉唐盛世，中国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

大概，中国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

而一旦到了害怕开放的内闭之时，也必是国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

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

了。

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

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

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将它视为洋货的。

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

，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

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大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同志，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

还是姓“社”

，才决定取舍。

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大家，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