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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

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

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

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

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

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

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

，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

。

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

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

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

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

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

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

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