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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

于是，至和、嘉祐年间，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

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

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

“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

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

。

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

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

这是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

的梅尧臣，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

三苏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这位老诗人兴奋不已。

然而，他笔下所写的“光辉”

，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

苏洵与其两子轼、辙，才得以大展抱负。

否则，也不是没有可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

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嘛！

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也就是所谓的慧眼识人，这才是大师的“师”

，应该尽到的责任。

所以，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培养人的堪为人师的这一点。

公元九世纪中，欧阳修是位公推的文坛领袖，那时候没有什么选举之类，也用不着拉票，也无须乎搞种种小动作。

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师辈的作家，更讲究靠作品说话，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学以外。

而时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坛者，组织吹捧呀，花钱买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伊索寓言）所嘲讽的那只狐狸，尽管披了一张狮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

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都镀上14K金，该狗屎还是狗屎。

欧阳修被“天下翕然师尊之”

的崇敬，是因为他“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

最后一句，若译成现代语言，欧阳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创作实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为大师，凭真货色，真本事，真学问，真文章，才在文坛上产生一呼百应的凝聚力。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

《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

。

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