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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首词，明人王世贞的评说，别出心裁，他认为女诗人写作时的心态，“可谓憔悴支离矣”

。

王世贞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其父王忏，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

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

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瘐毙狱中。

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使他在《弇州山人词评》中，忖度李清照的写作心态，“憔悴支离”

四字，道出真谛。

所以，当文人遭遇皇帝，面对政治迫害，这种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的恋恋不舍之歌，那是很痛苦的诀别。

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

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

，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

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

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

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

于是，“远游”

的，只能是她。

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

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

，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

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

，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疲力竭。

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

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词》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

，也只能是无奈无益的空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