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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

这位学富五车的聪明人说：“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

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

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

，但即使“摹”

，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

“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楔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的编政，阅尽数千年的文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

他褒高启的同时，将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诸名家，贬了一通，这种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帙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

我想，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因为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

，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

的时间。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

才38岁的高启，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能不为文学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腰斩，这种刑法，即使在草菅人命的旧时代，也并不常常使用的。

历史上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是比较热衷酷刑的朝代，秦始皇杀人如草，朱元璋杀人如麻，腰斩，自然是少不了的花样。

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我们的前辈同行，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

因此，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这两位，应该算是死得最不幸，最惨烈的。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

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

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大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

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都成了刀下之鬼。

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朗朗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

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

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

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和翰林院编修高的两条命。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属地的老百姓，属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苏州，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称帝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下的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

，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

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一动一静，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监之久，大得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