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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铸下另一大错，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还嫌不过瘾，买名以后，还要借名，在这部已是他领衔主编的《明史》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

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

。

所以，《郎潜见闻》的作者陈康祺叹曰：“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接着，可怕的小人登场了。

时有“归安知县吴之荣”

，一个坏透了的小人，因为贪污渎职被革“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

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

这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败类了。

如果他拿到这部史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

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他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

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歹毒的一类。

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

这个被罢了官的坏蛋，正愁找不到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今等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家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

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毒蛇。

第二次又跳出来告，更卑劣无比地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

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清朝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残明，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

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

这也是所有“作俑者”

为之奋斗的原动力。

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

大批人头落地。

这类小人，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捋胳膊挽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有的收到信封里装着的审读费，有的光听说有好处费还没拿到，结果，吃了大官司。

庄廷，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讲生意经，以为挂上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显出学术品位，二可在图书市场上拥有卖点。

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手镣脚铐，押赴刑场，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文字狱”

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

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文人，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