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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整个中国落入一个比赛谁智商更低的游戏之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这就是1900年北京城里全部精彩表演的实质。

如果说比赛谁智商更低，最先出局的输家，就是被老太太涮了的义和团。

先是被她视为反叛，格杀勿论，令各省巡抚下力痛剿，结果一排排走向死亡；跟着又被她捧作义民，赏银十万，便卖了命地扑向洋枪洋炮，还是一排排走向死亡；最后又被她定为乱党，严惩不贷，凡抓获者无不枭首示众，到了这场游戏的结尾，仍旧是一排排走向死亡。

在历史的绞肉机中，倒霉的，永远是平头百姓。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义和团大概算是最后一次，但也是最没劲的一次。

与当朝比，既不能比太平天国那样蔚然成势，也不能比捻军、白莲教那样波澜壮阔。

与他朝比，瓦岗寨兄弟，还能留下几位豪杰的英名，至今响当当挂在人的嘴边；梁山泊好汉，建立了自己一块根据地，也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过几天。

义和团连个招安的过程也没有，来不及地跪倒在老佛爷脚下，为昨天还势不两立的统治者，甘效犬马之劳，情愿肝脑涂地，拼了身家性命，卖了无数力气，最后还是以“拳匪”

二字，押赴刑场，你说傻也不傻？

因此，从1899年6月的光绪下诏“明定国是”

，到9月的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然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场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的延续期中，义和团扮演了一个最滑稽，甚至最无聊，而且还是最不幸的角色。

记得我刚到解放不久的北京时，东单还是一片空地，是一个很闹猛的摊贩集市，可以买到美国兵的大头皮鞋，和现在较值钱那时却很便宜的铜镜、秦半两、拓片之类。

稍往南走，沿东交民巷，还留有庚子战乱中筑起的带枪眼的厚墙，逶迤约数百米长。

就在这墙下，不知有多少义和团员倒下，在那个炎热的三伏天里，腐烂发臭，而他们为之护驾的老佛爷，却派人向使馆里送冰镇西瓜，不知横尸哈德门的义和团员，地下有知，会作如何想？

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要为自己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在以前或以后的历史上，受统治者的“感召”

而傻不唧唧地去冲去杀去“革命”

，最后又被统治者一脚踢开，仅仅是义和团众弟兄领受过的悲剧吗？

虽然毛主席说过，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为一定要到小姐牙**滚一滚的痞子，叫过好，但历史也证明，不是所有痞子式的农民造反行动，都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

从这支农民造反队伍开始，就大搞鬼神迷信，沉渣泛起，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

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其所依据则杂取《西游记》、《封神演义》诸小说”

。

而其头领人物，如张德成、曹福田之流，都被“裕禄表荐诸朝，赏头品顶戴花翎”

，“出则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楷”

，洋相百出。

后来，义和团全盛时，便与统治阶层完全合流了，6月10日，义和团进入内城，于是，“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

。

因此，当义和团把造反的目标，从针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转变成为统治者的看家犬，马前卒，就谈不上什么革命了。

他们以施虐异教徒为己任，以镇压革新派为目标，以消灭一切文明进步的事物使愚昧泛滥，以否定所有求变改革的思潮而迷信猖獗，这种与统治阶层沆瀣一气的行为，还能对历史发展起到什么动力作用呢？

有一个被史家忽略的小镜头，最典型地反映农民极易奴化变质，失却本质的天性。

6月29日，义和团员在大师兄带领下，簇拥着一心想当皇父的狂想症者端王载漪，大呼大叫地跑到宫里去要杀洋鬼子徒弟，也就是已被幽禁起来的光绪。

这是连慈禧都不敢或不想做的事，这种一厢情愿，过度忠诚的行径，弄得老太太也接受不了。

“老佛正吃早茶，闻外面喧嚣之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