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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车轿（第1页）

闲话车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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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

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章节。

舆，即车，即辇，即轿，即座驾。

什么级别的官，坐什么式样的舆，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在汉代，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一匹马值百金，连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来拉御辇，都感到为难，公卿将相出门，就只好坐牛车了。

不过，坐牛车办公的汉帝国，其开疆拓土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宏大浩伟的。

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和政务业绩是不挂钩的。

我认识一位老干部，不久前他到早先搞土改的老区某偏远县份去了一趟。

回来后告诉我，五六十年代，那小县城里只有两辆吉普车，下乡骑自行车，铃一按，叮叮作响，也很够派头的。

近些年来，仅县级机关五套班子，拥有小轿车四十多部。

但是，他接着补充了一句，那里的工作效率并未因这些车而提高二十多倍，至今尚未脱贫。

然后，大摇其头。

我劝他别上火，风气使之然耳！

这位下乡归来的老同志，当然也是坐车阶层。

他说，我并不是清教徒，并不反对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改善，适当改善物质条件。

问题是，一辆进口轿车，至少得三四十万，一辆国产轿车，手续证件办全了，也要二十万吧？再加上每辆车的用油、修理，司机的开销，一年下来，又是好几万人民币。

然后问我，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对于这个还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山城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个县里，有时候连教师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你说，他们坐在小汽车里，心情会怎么样？

这个答案，我很难悬拟。

也许，从古至今，车子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于坐乘的关注情结。

明、清两代，没有汽车，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座驾，鸣锣开道，肃静回避，黄土垫地，净水泼街，也是神气活现，路人侧目。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

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急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当然，历史上也有对于车、轿、辇、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

因为这位皇帝颇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查民情，有车轿也不用。

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帝王的楷模。

据《明史》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例用黄金若干。

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

臣下讨他的好，说，“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

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

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

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

“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