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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问（第1页）

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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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您是怎样看待外国文学的？

答：至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极大，“五四”

新文化运动出现了白话文，据此写出来的区别于旧体诗的新诗，区别于章回体小说的新小说，说是将西方文学的剪枝，嫁接到中国文学主干上的一种新品种，大概接近于正确。

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更像外国小说，而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找不出类似的模本。

从那开始，中国作家，有出息的，没出息的，便一古脑儿从外国文学那儿往回搬、趸、捣、套，有的身手敏捷，有的抓住皮毛，有的得其三昧，有的也不过照猫画虎，一直忙活到世纪末，犹是方兴未艾之势，看来这影响还要继续下去。

现在，外国文学有的，中国文学基本都有了；外国文学没有的，我们这里也居然青出于蓝地有了。

所以，说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存在着某些好的和不好的亲缘关系，这话不算夸大其词。

20世纪以前，那时的中国文人对于世界很懵懂，有的甚至认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都是变着法儿，换个名称，蒙咱们大清王朝的。

所以，外国叮叮当当的大挂钟，玲珑精致的小怀表，可能感到兴趣；但对夷人的文学，则不屑一顾。

懂外文者，中文不灵；善中文者，外文不通。

那时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大。

于是，19世纪末，林纾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现，国人才知道洋人不但有坚船利炮，还有美轮美奂的文学艺术。

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他借助能够阅读原文的朋友，把故事讲述给他听，然后，再据译意，撰文传述。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问世，立刻风靡全国，林琴南先生才气洋溢，文笔典雅，那生花妙笔，将小仲马原作精神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实属难能可贵。

由此，外国文学方才传进中国。

林琴南氏为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人；“林译名著”

共180部，译作数量之多，也是中国第一人。

这两个第一，当之无愧。

他创造的不懂ABC，却能译外文，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独无仅有的特异现象，堪称世界一绝。

20世纪初的中国作家，就这样接触了外国文学，然而，从一开始的这种二传手式的译作局面，似乎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注定了中国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影响时的不那么地道。

我不知道中国至今没有出现很多世界级的大作家，是否与这种接受外国文学经验时，全赖翻译家的介绍，少有自身的直接阅读，因之无法心领神会，不得真谛，有些什么关系。

中国文化人如今还健在的，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学贯中西者，为数不多，大约是数得过来的了。

而中国文坛上如今甚活跃的人物，说得上精通外文者，几乎没有；粗通外文者，有一些，也不多；余者，也就识得WC、不至于走错厕所的外语水平而已。

如“五四”

时期，胡适、鲁迅、周作人，稍后，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悉皆熟读三坟五典，精通罗马希腊，文章金声玉振，学问经天纬地的大师，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直到现在的全部作家群中，能与之相匹敌者，怕是难找出几位。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成就，自然应该得到肯定，尤其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来，更是业绩不凡。

但具体到时下每个作家的自身状况，西学之匮乏，固不待言；国学的欠缺，也是事实。

这也是一些作家写了一些好的作品后，停滞不前、原地踏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