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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风流（第1页）

才子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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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

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

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还得有才。

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

古代才子，惟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话，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

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

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征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

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

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

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

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

，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

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

，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

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

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金瓶梅》登场。

总的说来，气候这个硬件，比才子这个软件更关紧要，假设嘉靖或万历发了话，谁敢写**书，朕就毙了谁，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

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

那么，14世纪末15世纪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但已拥有相当规模，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成了一点气候，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大概是不会错的。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

现在有些狗屎批评家，老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上世纪30年代的“五四”

以后的新文学，更看不起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学作品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作品，至于50年代，至于新时期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一谈起来，就撇嘴，撇得嘴歪，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东西方文学，各有各的文学传统，各有各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宗教，正如伦理，甚至，正如饮食，正如衣着，孰为好，孰为孬，是不能比的。

这些歪嘴先生，或嘴歪女士，有的还出洋镀金，六国贩过骆驼，根本没弄明白，文学乃时代的产儿，乃这块土地的产儿。

盛唐气象，是出李白“噫吁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