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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张岱的末路（第1页）

名士张岱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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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1597—1684）　明末清初文学家、散文家、史学家，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其文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收简取。

其小品成就很高，有“晚明小品集大成”

之誉。

中国之强弱，以宋朝为分界线，赵宋王朝的理学禁锢、礼教桎梏、人性压抑、思想束缚，种种意识形态的整肃，将中国人的生气、活力、创造性、想象力、开放心态、宽容胸怀，统统钳制得往木乃伊的方向发展；将汉、唐以来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人公姿态，敢于拥抱整个世界的大志气、大雄心，敢于追求精神和物质上的大丰富、大满足，敢于昂首天下嚣张宇内的大气魄、大手笔，统统压榨进死气沉沉的棺材板中。

木乃伊与潇洒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而无论什么人，在棺材板中也绝对潇洒不起来。

所以宋朝以后，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潇洒者，便很稀见了。

因此，词典解释“潇洒”

一词，通常举唐朝李白《王右军》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

为例，这一个唐人、一个晋人，才是令人向往的潇洒风范。

而随后经历了宋之阉割、元之去势、明之幽辟、清之自宫后，中国文人连“挺胸”

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潇洒可言？

于是乎，像张岱这样一位名士，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真正的潇洒人物，便值得剖目相看了。

公元1644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知该朝谁磕头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动乱年月。

在北京城，首善之区，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着小雪，朱由检吊死煤山；四月三十日，玉兰花开得正欢，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阴霾的天气里，福临登基。

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死了一个皇帝，跑了一个皇帝，来了一个皇帝。

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对这走马灯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够用了。

磕头并非中国人的嗜好，而是数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

国人这种必须要用磕头的方式，向登上龙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实的毛病，也是多少年无数经验总结出来的结晶。

因为老百姓有他的算盘，国不可一日无主，如果无主，势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对老百姓所带来的灾难，要比没有主更祸害、更痛苦。

因此，有一个哪怕不是东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强。

所以，京城百姓，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不管三位皇帝，谁先来谁后到，谁是东西谁不是东西，都乖乖地三呼万岁，磕头连连。

文人有点麻烦，麻烦在于他们是这个社会里有文化的一群人。

因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为有看法，就有选择。

那么，他必然自问：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谁磕？所以，在这改朝换代的日子里，文人们比无知百姓多了一层烦恼，头是要磕的，可怎么磕，却成了问题。

即使一家杂货铺，半年之中，接连换了三位东家，店里的伙计能无动于衷吗？虽然说，谁来都是老板；虽然说，不管谁来你也是伙计。

但是，老东家朱由检，新东家福临，半路上插一腿的过渡东家李自成，对当伙计的来说，就产生了疑难，一是感情上的取舍，一是认知上的异同。

可想而知，匆匆而去匆匆而来的三位皇帝，胡同里的老百姓，只消磕头就行了。

而文人，有的磕得下这个头；有的磕不下这个头；还有的，也不说磕，也不说不磕，给你一个脊背，介乎磕和不磕之间。

所以说，这一年的北京，做老板难，做伙计又何尝不难呢？到了该笼火生炉子的季节，文人所面对着磕不磕头的这张试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过了。

政权就是老板，文人就是伙计，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一种契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