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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愉悦生活（第1页）

袁枚的“愉悦”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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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1716—1797）　清朝诗人、散文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为官颇有名声，奈仕途不顺，辞官筑随园，吟咏其中，倡导“性灵说”

，著述以终老，世人称之为随园先生。

愉悦，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从使命感的神圣角度来看，对人而言，是一种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作为一个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里，压根儿用不着忧虑和恐惧；在一定范围中，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紧张，也是无须乎在意的，从而获得相当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受，是绝对可能的。

但终其一生愉悦，从头至尾愉悦，无日无夜不愉悦，无时无刻不愉悦，这种福星，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古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

；古人还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

。

这就说明生活本身，其实是并不愉悦的。

愉悦难得，不愉悦却常得，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

之一的袁枚，这位随园老人的一辈子，是几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悦。

在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很难愉悦得起来，“文字狱”

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袁枚的出现和存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觉到愉悦，享受着愉悦，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的愉悦，也足够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悦了。

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羡慕得直流哈拉子，还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

所以说，如果只是自己感觉到愉悦，也许是算不得数的，谁知你是强撑着的呢，还是假装着的？唯有众人都一致认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愉悦。

不管你对袁枚的评价，是好是坏，对他这种能够获得全天候愉悦的结果，我觉得有值得中国人为之深思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袁子才的愉悦或不愉悦，与别人是并不相干的，愉悦是他，不愉悦也是他，关咱啥事？为什么人们要将他的愉悦当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这位老先生的一辈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辈子呀！

如果袁枚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三流诗人，是个作品不多、废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则罢了，皇帝不会把目光投射到这班文坛小虫子身上的。

可他却是领袖群伦、左右诗坛、引导潮流、众望所归的庞然大物，乃举足轻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辈啊！

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样一个大脑袋，在这位皇帝铁腕文化政策的统治下，既没有受过被膜顶的荣耀，也没有挨过吃凿栗的疼痛，细想想，该是多么多么（恐怕还要加上一个“多么”

）的不容易了，那是一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年代，是一个死了以后应该入土为安却不能安的年代。

结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园里，优哉游哉地风花雪月着，得其所哉地吃喝玩乐着，既没有派出所的警察半夜敲门，也没有戴墨镜的便衣盯梢尾随，能够安然无恙地，逍遥自在地，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风风光光地度过一生，这岂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待的事情嘛！

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纳闷，为什么他在乾隆当政期间，居然成了个特例，难道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为一个隐身人吗？

弘历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两年，是位厉害的皇帝，也是位爱挑剔，甚至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

随便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辞掉公职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

但文中出现了“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