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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勘测和人性叩问写在作品选集出版之际（第1页）

历史勘测和人性叩问——写在周梅森作品选集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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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周梅森作品选集出版之际

黄毓璜

依照写作时序浏览周梅森的12卷本文集，已然可见一种从“历史”

向“现实”

延伸的题材取向。

或许可以说，读者对后者的关注热忱以及由此给作家带来的某些声誉并不逊于前者。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历程上做出一种价值认定：他的创造意识和艺术力度，是在面对历史生活而得其所哉地踔厉风发的。

提起周梅森的小说，我们至今绕不开那部《沉沦的土地》。

在其创作道路上，它是一次脱颖而出的标高，更是一种遇合自我的标志，标志他告别从文之初的多方摸索，找到自己并由此确立了自身的位置。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抒写矿山沉浮的系列中篇以及带有总束意味的长篇《黑坟》陆续发表，随着领起“抗战军人系列”

的《军歌》相继问世，他在思考方位、艺术选择和审美旨向上的属己特质就愈益显山露水，彼时，我在一篇评述文字中试图于此做出界说：

他分明觊觎“大写的历史”

，企图在作为总体的、并非为一个时代所局囿的历史内蕴中雄视阔步，却一点也不愿离开那些特定的社会图式和实在的具体事件；分明从族类意义上思考着“人”

，就人的共时性本质精神确立其悲剧目标，却一点也不想怠慢个体的审美和历时性的理性力量；分明属意一种抽象价值，一种超越具像的“第二项意味”

，却一点也不肯为此简化实体，求助形象的模糊度和不确定性……这样说自然参照了当时国内的创作情势。

当“现代”

与“传统”

构成80年代中期的主要话题，小说领地从诸多层面形成执其一端的理论对抗并各行其是的实践分野，周梅森却似乎有意校正偏颇、吸纳优长，这固然使他跟“走极端”

带来的显赫无缘，可他的“执两用中”

，他的跟皈依历史理性的小说传统和服膺人性畅想的现代情结保持应然距离和沟通途径，确实也以不循旧道又不同流俗的自身特质新了人们的耳目。

这样的界说也是针对作者业已铸就的“模制”

而言：超越社会图谱而经由实实在在的社会图谱，高蹈人类历史而不舍活脱脱的现实生命，已经构成他俯察历史与人的稳定体式和内在气势。

事实上，就面对历史生活的小说创作来看，“扣其两端”

是作者迄今奉行的要义和法则。

惟其如此，读他的小说，我们无法仅仅为那些有声有色的事件嗟讶唏嘘，无法仅仅在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中倘佯棲息。

在那些事件和故事的时间性进行和一维性展开中，“有头有尾”

总是叠印出无始无终，“有因有果”

也总是伴和着莫可名状——他的那些据实道来的叙说，常常内在着接通整体、生发形上的契机；他在人与历史的一体化表现中，往往能够借助和经由有限的时空达成思情、意绪的无限释放。

没有疑问，“苦难”

是梅森的这类小说共有的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