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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建安七子（第1页）

闲话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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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好比一座出将人相的舞台，生旦净未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

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

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

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

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

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

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

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踉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舞蹁跹”

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

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

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

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分，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分，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分，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

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名义，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

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七位，叫作“建安七子”

，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

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

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只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之徒，处于豕突狼奔的状态之中。

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

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

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

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

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

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了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

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

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