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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城郭与我的故乡（第1页）

《北方城郭》与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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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成名作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优秀作家们才可以使用的词语，它们都带有某些郑重和权威的意味，一般作者不宜贸然采用。

处女作这个词，每个作者都可以坦然用它，因为它仅仅说的是第一个作品，不分贵贱俊丑。

因此，我只把《北方城郭》看成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虽然因为它的出版，不少读者知道了我这个写作者，但我确实不敢由此断定这就算成了名。

关于《北方城郭》，我自己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

我觉得让今天的读者，读一部长达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已经有点冒昧了，哪里还好意思再用小说之外的文字占用读者的宝贵时间！

但这篇文章却不得不写。

原因有二。

一是有不少读者把我看成一位老先生，对三十出头的我能写出“这样一本深刻的书”

，表示了不解和不大信任；二是有一部分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十五岁就参了军，至今未在地方机关和单位工作过一天的人，却用长篇小说这种体裁解剖北方一个县域的生活，而且能写出“让人战栗的真实”

，感到不可思议。

这就有必要为这本书留点自白之类的文字了。

《北方城郭》是我全方位、全景式描画我的故乡——豫西南镇平县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最初写这样一部书的动机，有点拟古的意思。

拟古，是拟《金瓶梅》成书的一则传闻。

说王世贞的父亲遭严嵩和严世藩父子陷害被砍了头，王世贞想为父报仇，面壁数年、呕血十石作了《金瓶梅》，然后把刻好的书浸上慢性毒药，呈给还活在人世的严世藩，最终毒死了看书爱沾口水翻的杀父仇人。

这则传闻，在我二十出头那几年，常在我脑海里浮来漂去。

父亲在1983年任县纪委副书记，是个黑脸式的人物，如能升到开封尹这样的高位，我相信他是能得一点“柳青天”

之类的名声的。

我小时候，他在北京一法院当会计，因我从他的抽屉缝中抠出来两个五分钱，导致他账面亏空。

知道我用这两个钢镚换了几颗水果糖，他对我实行了严厉的专政，把我的小臀部打得几天都不敢挨凳子。

1985年春节，父亲摇身一变，成了县广播局局长。

我回镇平探家，他拉开堂屋条几的一个柜子，对我说：“以后烟酒不用花钱了。”

我感到父亲什么地方变了，不免替他担心。

第二年春节，我家的酒柜里已空空如也了。

父亲已经被调到党校当了有职无权的副校长，一天有好几个小时，蹲在分给他的两分空地里，仔细管理各式各样的菜蔬。

父亲在这两年老了很多，白发成倍增长，不到五十已有老人相。

我意识到家里可能出什么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