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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革命性（第1页）

乡下人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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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

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且好得多，进城的农民，好不容易才混上了工人的饭碗，当然不会情愿将它丢了，所以，只有在工人运动合法的时候，还能搞起什么大罢工，一旦如吴佩孚之流的军阀翻了脸，开始镇压罢工，那么工人运动也就只能偃旗息鼓了。

后来搞起武装斗争了，革命就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

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当然乡下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才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

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被逼急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

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百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

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

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就缺乏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

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

，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

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

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

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

，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

。

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绝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

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儿也没有。

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

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其实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

相结合。

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

过去的劣迹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

遮百丑，不仅遮百丑，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积极和忠诚被说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更高道德的禀赋，相对于这种更高的道德，过去不为人齿的德行自然化为小节了。

正因为如此，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滥变为村里的人上人。

而当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牺牲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勇敢分子”

站出来，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依然会得到认可。

《林村的故事》里，“四清”

运动中那个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透顶无赖林山（这在农村一般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居然恩将仇报地把将自己妻儿养大的族兄诬为漏网地主，但是这种被村人公认的“没天理，丧天良”

之举，居然得到“四清”

工作队的支持，结果是好人反遭恶报，被斗得半死。

在这里，并没有人认可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工作队鼓励的只是革命的积极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网的地主，那么，只要合乎这个大目标，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