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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第3页）

秦以后，这种乡村管理体制，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总是有复辟的尝试。

这样的乡村管理，其实在短时间内，无论是对农民的管理控制，还是对赋税的征收，都有很好的效果，只是这种制度安排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出交易成本迅速提高的趋向，甚至达到王朝政府不堪承受的地步。

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不管统治者奉行什么思想，主观愿望如何，对农村却只能实行近似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乡官逐渐变成差役，而将空间留给乡居的绅士和其他精英。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讨论政治制度的时候，离不开“道”

和“术”

这两个中国式的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是可以意会的、蕴涵某种理想状态的境界，术则是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具体落实到制度和政治操作上，道则意味着文治精神，它包括重文轻武、以文官治军、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礼仪、维护伦理型的意识形态等等；术则意味着权术，或者说权力技术，包括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权力监督和权力运用的技术操控等等。

文治精神是自秦汉以来每个常态的王朝所必须具备的。

道理很简单，“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

中国历史上，企图以武力的方式维持国家的王朝并不是没有过，但没有一个能长久。

不断被充实的儒家理念也许对版图的扩张用处不大，但对于维护一个分散宗法制的农业国度，却有无穷的妙用。

春秋战国以降，虽然西周那种贵族式的完整的宗法结构被破坏了，但这种以血缘姓氏为轴心的父系宗法制的某些基本元素，却随着贵族社会的消亡而散落民间，成为小农生活共同体的黏合剂，再次形成平民意义上的宗法制，这种宗法制由于没有了过去那种以嫡长继承为特征的严整的梯形树根结构，可以将其称为“分散宗法制”

。

由于这种“分散宗法制”

的广泛存在，西汉初年汉武帝所宣布的独尊儒术，从政、教两方面对社会都是一种适应，当然，儒家伦理的推行，对宗法制也是一种促进，使得宗族向大型化的方向发展，导致贵族社会的再生。

从东汉末年开始，官僚贵族化的倾向以门阀的形式再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制已经笼罩在门阀政治的阴影之下。

在官僚制的自身规律作用下，贵族化的趋势最终还是被遏制了，中国进入了长期而稳定的小农社会，分散宗法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父子、长幼、尊卑、男女（有别）这样的结构性概念，成为不可撼动的文化核心，支撑着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再生。

正因为如此，每个正常的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不仅要将儒家伦理捧在头顶，而且要贯彻到社会每一个层面。

中国历史上的几百个皇帝中，不乏能文者，也不乏狂妄自大之徒，但社会却始终只有一个主导意识形态，一个教主。

关键的是，这个教主不是皇帝本人。

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是在皇帝之上的，一旦动摇了它，皇帝和他的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或是挑战。

当然，文治精神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推行，还伴随着国家政治以及社会活动的仪式化（礼仪化）。

“天王圣明”

的尊严，尊卑有序的秩序，权威的认同与服从，必须通过长时间的仪式熏陶和演练，才能内化为人们的不自觉行为。

历代王朝对礼仪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财赋予军队；官僚体系中，负责礼仪的专门机构，只有增加的份，而没有缩减的可能。

官办的学校教育，学礼一直都是主要的内容，以至于到后来，老百姓一致认为，上学就是达到“知书达礼”

。

近代中西大规模接触之初，中国在马嘎尔尼使团来访和1859年中外交涉中所表现出的对礼仪问题的过分反应，实际上不过是传统文治精神的一种过度表现。

正因为有了意识形态的推行和礼仪化制度这两个基本要素，古代制度呈现出文官第一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了。

正如阎步克先生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自汉以后，儒生和文吏的结合，为官僚体系提供了成员。

而事实上，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儒生的味道逐渐压倒了文吏，以至于到后来察举制导致通经和达礼才是进入仕途的基本条件。

再到后来，官僚基本上就意味着也是士大夫；非正途（科举）出身的人，按惯例总是被排除在士大夫的核心群体之外。

至于官僚所需的操作技术，则由上不了台盘的吏和后来的幕僚承担。

不过，文官第一的制度面貌，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就是军事制度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