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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村图的故事（第2页）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征着他们拥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资源，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虽然生活在乡村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被编织在具体的行政网络之中。

乡绅权力的最初来源无疑是传统政治体制对于读书人的重视，自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何种选官制度，对统治体系的填充，“士”

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很贵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贵族也大体上要同时具有“士”

的身份。

科举制度实行以来，读书可以制度化地将一个乡下人通过一种固定的管道变成国家官员。

乡绅无疑大多从这个管道经过，而且被官僚体制所吐纳，不是候选官员就是卸任官员，具有来自正统权力体系法定的身份，来自权力体系的拉力赋予了读书行为以神圣的官方色彩；而伴随着先官与教育体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内容儒家伦理对于乡里社会也有相当大的亲和性），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乡民之于读书人、读书行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圣感。

乡民们对读书人特殊性的认可成为了习俗，成为一种内化行为，这不仅为乡绅的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化为了一种权力的来源，即使暂时脱离了上层的权威支持时，乡里社会依然会认同读书人的特权。

读书行为被神圣化，不仅反映在读书人拥有乡里特权，而且反映在乡民对这种行为的仿效上。

从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私塾和义学，乡间的男童大多数都要进塾学上那么几年，尽管最终能学出点名堂的像白乌鸦一样的稀罕。

实际上，乡里社会在认同读书人特权时，同时还赋予了他们乡里道义与礼仪的内涵。

他们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与朴素的乡里道义混合性的象征，这多少冲淡了乡绅身上的官味，从某种意义上也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行为要合乎这种规范；一旦他们逾出自身的角色规定的道德约束行事，不惟有被士大夫群体唾弃的危险，而且也存在丧失自身文化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可能。

乡绅也是分层次的，张仲礼认为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优贡拔贡到举人为中层绅士，而进士为高层绅士；而村图中将乡绅分为“在籍官员”

和“举贡生员”

两级，虽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做官，但在现实中存在少量的由贡举直接入仕的以及数量并不太少的捐班。

在村图所反映的19世纪70年代，捐班的数量相当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员一道构成了乡绅阶层的上层。

他们出于身份的缘故，一般不会担任乡村基层政权的任何职务，乡约、里（保）正这样的“乡村干部”

，却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

而生员一类的下层绅士的乡村的地位显然要差得多，如果他们经济实力比较薄弱，是个穷秀才，那么说话的权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农民的声音要大。

另外，乡绅还有文武之分，文举明显高于武举，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气许多。

在村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后面。

自然，对于绅士们在乡村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乡绅个人的能力、修养、人品和年龄以及在宗族中的辈分等等因素也会使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提高或者降低几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这一项。

在村图上，除了乡绅之外，还点出了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四类人等，前两项实际上体现着乡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维系农村的社会政治秩序，长幼有序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村中具有一定德性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里的事务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的话，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须受到尊重，传统农业社会出于技能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尊老习俗，与政治上的秩序需求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

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即使是乡绅政治，年龄依旧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层次上，年纪大的就比年纪轻的说话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连个秀才也没有，那么也许就是长老们说了算。

节孝是指贞（节）妇与孝子，只有在这里，女人才会露面，也就是说，女人只有变成了含辛茹苦的节妇，或者守寡经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为“政治眼”

所关注，而她们与孝子一道，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象征，维系着传统农村的政治秩序完整，并没有在政治上说话的权力。

至于穷民和残废则属于农村中的最下层，非鳏寡孤独即丧失劳动力的废疾之人，他们最穷苦，日子过得最艰难，从政治的角度他们也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传统政治中经常被统治者顾念的人群，这群人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是统治状态的晴雨表，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头”

表达“德政”

的对象；同样，作为村政的一种表达，乡绅们也必须定期对这些人施些惠，或者通过某种手段让富人出点血泽及穷人，传统乡村自身就存在着对这些人的救济机制，通过对最贫困者的救助，以稳定整个乡村秩序。

还有一些村图上没有明确点出的阶层人物，实际在乡村的权力结构中也拥有一定的地位。

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宗族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北方的宗族在组织网络上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完备，实力也比较弱，但依然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村图上没有直接将宗族显示出来，但是它标有义学和义仓两项，按惯例，这都是宗族所建立和管理的，所以实际是曲折地透出了乡村宗族在政治中的份额。

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有宗族组织的存在，南方的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像无锡七房桥的钱氏，不仅有完善的组织，而且拥有庞大的族产，有义庄、义田和义学，在动乱年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出自卫武装。

北方的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小，但至少也有祠堂和茔地（直隶的村图大多数村庄都没有义仓，义学也不多）。

单一族姓的村庄，族政即是村政，虽然族长未必与里正合一。

族中各分支在村政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分支功名的分量和出仕的情况，其次就是各分支男丁的人数。

多族合居的村庄，各族在村政中的发言权同样取决于各族人仕以及功名的状况。

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族长都是乡绅或者类似有地位的人，但宗族其他的管事人员则未必是读书人，有的宗族乡绅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也往往由另外的人出来管理，这些依凭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无疑在乡村事务中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最后，我们看见村图上还标明了各村的庙会和集市，它们是乡民们贸易、娱乐加交际网络中的节点，原则上它们都不在居民区内，但又离得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