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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第2页）

在张仲礼先生有关中国绅士的著名研究中，将进士集团视为“核心团体”

。

在士的塔顶，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顶尖，即翰林小集团。

翰林品级不高，但却是人人羡慕的“清要之职”

，从理论上讲，只有会试中名列前茅的人才可以进翰林院（当然也有极少数殿在三甲如曾国藩者因礼部考试成绩极优而侥幸得入的）。

一般来讲，翰林出身的人日后的仕途都比较顺利，而且他们往往是各省学政和乡试主考副主考的首要人选，这不仅强化了他们所负的学品与士望，而且使他们成为传统社会士角色最充分的体现者。

至于通过考试与学官的职位建立师生网络，实际上是政治操作中的副产品。

正因为这种“士林之望”

的地位与身份，使得翰苑人物以道德学问自负的清高气比别的集团来得浓重，每每以挽回风气为己任，晚清批评时政的“清流党”

，大都身属翰苑，或出身翰林，就是这个道理。

在野的士是士林最大的一群，不仅相当多的士无法进入仕途，而且不断有身在朝堂的人退下来。

有的是暂时性的，因病或者丁优，还有些是长期的，丢官的致仕的和因宦海险恶而辞官还乡的。

在野的士当然也分阶层，做过高官显宦还乡的和曾经入过翰苑的士无疑处于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的是中过进士的人，第三等级是举人和贡生（优贡、拔贡和恩贡），再往下就是生员，最后垫底无疑是人数最多有志科考的童生。

不过，在野士人的等级，有时也与人品、声望与学问有关，公认的硕儒和学者或者人品声望俱优者，即使只是一介生员，也往往能获得较大范围的尊重并在地方政务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即使什么功名都没有，也是一样。

像梁启超的父亲，一介白丁也能靠着能干与德望孚众，俨然成为当地乡绅的领袖人物。

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大，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大如赈灾、地区防务、文化教育以及赋税的征收，小至修桥补路，排解纠纷，几乎无处不有士人的影子。

明清两朝吃皇家俸禄的地方官额数少的吓人，一个县也就那么几个人，再加上频繁的轮换以及原籍回避制度，使他们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如果碰上个庸才，连正常政务也维持不下来，私人聘用的师爷们和书办衙役，虽然能帮忙办事，但为自家捞钱才是他们目的，搞得不好就会出大纰漏，丢乌纱倒霉的，却是官员自己。

所以，地方官几乎没有不依靠当地士绅就能行使职责的，“为政不得罪于巨室”

是地方官共同的座右铭。

所谓“巨室”

，即为士人中有权有势又有财富的缙绅望族。

张仲礼先生说：“官吏们所做的事，特别是县官，极为有限，绅士所干的事，往往取代了官府的政事。

绅士的这些事或许可称为‘半官方’的，因为绅士代政府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

绅士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

严格地讲，士绅并不是“代政府而行事”

，由士绅们做的那部分地方政务，事实上是明清政治架构中特意留给士绅的，地方官所代表的皇权和地方上的绅权以及各自的政务范围之间有某种平衡，谁越了界都是种麻烦。

由于在传统社会里，乡村的地位并不似后来这般的衰落，乡居的士人明显多于城居的同类，即使达官显宦改仕后也往往回乡养老。

所以在野士人政治角色在乡村就显得格外鲜明，政治作用也格外突出。

按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的说法，传统社会乡村中的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双重架构，官府一层，乡绅一层。

在我看来，这双重架构中，官府只是浮在上面的一层皮，没有士绅，那可真就是“天高皇帝远”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