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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第4页）

比起在朝士人来，在野士人政治活动的习惯有所不同，对于有些合乎身份、比较光彩露脸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他们的活动是显性的和公开的，而某些显然包藏私利的活动他们则隐在台后。

乡绅们实际控制了乡村，但乡村中半官方的乡约和里正他们是不屑担任的，甚至于宗族的族长他们也往往避而不就，但这些乡约、里正和族长，却无一不听命于那些声大势隆的乡绅。

在传统社会里，士绅必须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即使是恶人，也须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才更合乎“身份”

。

行动必须合乎身份是士人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之一，如果做出了不合身份的举动，士人就意味着丢面子。

贫穷的士人服饰上可以将就，但行为必须谨慎。

清人笔记记载了一段故事很有意思：“一教书先生，居村数里，有小路逾沟而行，稍近数十步。

先生平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

一日自市归，遇雨。

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

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先生饵以一钱，嘱勿言。

童子归，其父诘其钱所从来。

争传是先生跳沟，声名大损。”

在今天看来，这位教书先生“声名大损”

损得委实冤枉，但在那个时代，“先生”

也只好委屈点了。

在传统社会的士人中，只一小类人的行为举止可以在一定范围逾矩过格而不受舆论的谴责，这就是名士。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十分讲究礼法的社会里，大家对“道学先生”

的行为评判往往过于苛刻，而对于名士则又过分宽松。

只要被冠以“名士”

的头衔，就大可以恃酒狂放，不拘礼法，留连于秦楼楚馆，徜徉在酒家戏苑，甚至放浪形骸，肆言无忌。

当然也有玩得太过火而身陷囹圄的，如明代的李赞。

或者碰上个把用心险恶的地方官而丢了性命的，如金圣叹。

一般来讲，名士还是安全的。

徐谓杀过妻子，扬州八怪蔑视王侯，袁才子（袁枚）招了一群女弟子，都活得好好的。

名士沉缅于琴棋书画、醇酒妇人，但绝非忘情于政治。

名士每每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并非他们不想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或者缺乏从政的才能，对于他们中的多数来说，恰恰是政治抱负太大，从政热切太高，才情也过于旺盛，才在并不需要他们的才气、忠诚和见识的官僚体系中处处碰壁，对他们来说，政治的悲剧不仅仅是怀才不遇。

名士洪亮吉一鸣惊人的上奏，针砭时弊，畅快淋漓，却落了个远戍新疆，比贾府上忠心耿耿的焦大那一嘴马粪还惨。

龚自珍和王韬也是一腔救世之志和救世之识，却依旧只好在依红偎绿、浅斟低唱里打发时光。

顽固的道德取向是士人政治行为的又一基本准则。

我们这么说不等于说凡士人都是讲道德的，任何社会群体都存有寡廉鲜耻之徒，士人中的无耻之辈并不比农、工、商中少些。

但是戴过方头巾的士，在明清时节经过理学的强化教育，都是名符其实的儒士，儒家伦理和礼仪已经通过专门的学习和日常活动的习染，渗透到了他们的骨髓之中。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们至少在公开场合要尽量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儒家道德礼仪，如果实在不符合，也要找出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