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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第5页）

在士人的心目中，孔子是至圣先师，而他们则是习孔子之道的儒者，是至圣之徒。

虽然他们也恭敬地称历代帝王为“圣上”

，但他们嘴上虽然不敢说，却一直认为此圣难比彼圣，只有孔子才是真正的圣人。

在意识深处，他们可以容忍有人想当皇帝，却难以容忍有人想当圣人，想继承孔子当圣人。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与粱鼎芬同在张之洞幕中，一日梁问章太炎：“‘闻康祖治欲作皇帝信否？’章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

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

章太炎的这种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开通士人对康有为的观感。

在孙宝瑄将驳《孔子改制考》的日记示给友人看时，友人固以为然，但却说：“然长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

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

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

八比废，能令天下人多读书，五百年积弊豁然祛除，而此诏降于长素召见之后，亦长素功也。”

“立功之人，非立言之人”

，这就是很多人对康有为的评价。

而康有为自己不仅想立功，更在乎立言，而且还想立圣人之言，后来自撰《康子》，口吻都像先秦，可惜从来没有人当典籍视之。

其次，康有为以圣人自况的狂傲导致种种待人接物分寸失当，也是许多很开通的士人反感他的原因，在维新期间，很多人对梁启超到是颇有好感，但就是接受不了康有为，汪康年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许多论点出自廖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康却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圣人的架子端起来就放不下，后来廖平自己找上门来，不是声讨问罪，而是自托知己，可是这个橄榄枝康有为还是不接。

如此缺乏风度。

还真像是“说经家一野狐”

。

康有为的确想象大胆，也有一定的见识，也堪称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但是他对西学毕竟是半桶水，因此学马丁·路德学不像。

马丁·路德学了一半，又急急忙忙想去当伊藤博文，殊不知教主与贤相根本就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既想当前者，后者就以免开尊口为宜。

前者需要狂热、神秘、非理性，而后者恰恰相反。

中国士人一向倾向于接受后者而排斥前者，虽说儒释道三教一直这样叫下来。

儒教的确不像教，在先秦原儒那里就更没有宗教气息，它太冷静、太理性，在科学极不昌明的时代居然公然提出“敬鬼神而远之”

的主张。

这种传统也被历代儒者继承了下来，以致每当统治者沉缅于真正的宗教（或佛或道）时，总会有儒者站出来反对迷信唱反调，他们所本的就是儒学的理性精神。

胡适回忆说他小时候不是由于受到科学滋养而摒弃迷信，而是看了《资治通鉴》所载的范缜《神灭论》而觉悟，从而从信菩萨的积习中超拔出来。

这种能让他摆脱迷信的精神，就是儒学的理性。

当然，宗教不等于迷信，但是没有迷信的因素，宗教也就不成其为宗教了。

所以，康有为想将儒教改造成为真正宗教乃至国教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君不见两汉自董仲舒以后还有大量的谶纬“大师”

，处心积虑要把儒学变成儒教，结果还是徒劳。

前车之鉴，康有为未必不知，但急于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愿望使他不能不试一试。

在回答严复不同意康梁“保教”

口号的信中，梁启超说保教或者说“改教”

，只因为中国民智极塞，“民情极误，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所最趋注者，举之以为目的，则可以合。”

这其实也是康有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