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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佛教与法律（第1页）

第四章　佛教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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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谚云：“有社会，斯有法律。”

法律伴随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是人类用以规范行为的共同准则。

在原始时代的社会中，并无法律的特别规范存在，全靠一种共遵的习惯来规范社会，包括宗教、道德、礼仪等。

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佛陀成立僧团，制定戒律[1]，不但使佛教正法得以久住世间，时至今日，佛教戒律对安定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比之于法律，可谓有同等的功能。

佛教戒律的制定，旨在维持僧团的清净和乐，是僧团的生活规范，其与世间的法律相比，有若干异同之处，例如：犯了刑法上的“非告诉乃论”

，如杀人、伤害、偷盗、侵占、强暴、妨害家庭、造谣、诈欺、醉酒、贪污、贩毒等，也是触犯五戒的行为。

法律的三读立法、三审定谳、判决确定，正如佛门的三番羯磨[2]。

在法律上，犯罪行为人只要有悔意，即可酌情予以减刑；佛门认为罪业透过诚心发露忏悔，便可以获得清净，更符合更生保护法。

在法律上，犯意不一定有罪，犯刑才会有罪；在佛门则只要有了犯意，就属于犯戒，所以论刑更为彻底。

世间法律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只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因此对于心意犯罪的矫治和犯罪的根治，不生效用；佛教则强调心为罪源，重视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从心源导正偏差行为。

此外，佛门的戒律很注重人性，而且因果之前，不会有疏漏或侥幸；世间的法律则难免有不公正、冤狱或顶罪等疏漏。

所以孙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

又说：“法律防患于已然，佛法防患于未然。”

再者，世间的法律，随顺时代和需要，时有增订、废除，种类繁复；佛教的戒律，则不外止持、作持二门[3]，简约又统摄善恶二法，涵盖声闻戒与菩萨的三聚净戒[4]，不仅消极地防非止恶，更积极地奉行众善，这种自发性的清净受持，正是戒法的根本精神。

总之，戒律作为僧团的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是规范心意的起心动念，以治心为要，与世间法律从组织规范、行为规范、犯罪制裁等来约束人们的生活，在结构上虽有共通之处，但是法律仲裁偏向治标，远不如佛法能够治本的究竟。

甚至佛法的许多特质，正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佛教戒律与现代法令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认识：

第一，五戒与刑法：五戒可以说是世间刑法的总摄，以目前在监狱服刑的受刑人而言，大都是触犯五戒；在僧团中，犯了杀、盗、**、妄四重戒其中任何一条，则如同死刑，无法再共住于僧团。

第二，清规与民法：“民法”

指的是规范人民私人生活关系的法律，佛教律法中也有“共住规约”

，作为生活的规范。

第三，偷兰遮与未遂：刑法规定：“未遂犯之处罚得按既遂犯之刑减轻之。”

这是刑法赋予法官减免刑责的自由裁量权。

这项政策，旨在鼓励犯罪行为人能实时回头，切莫一错再错。

佛教也有这样的慈悲方便，如道宣律师《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偷兰遮[5]，罪通正从，体兼轻重，律列七聚，六聚并含偷兰。”

主要是针对触犯将构成四波罗夷[6]重罪而未遂的诸罪所说，期能透过量刑的减轻，发露忏悔，还得身心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