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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褪色的记忆姜东舒先生二三事（第2页）

时，刚入“而立之年”

，可谓早夭，友人四散疏远，甚至避之不及。

唯独这位苏东先生，不知天高地厚，对陷入困境的朋友不离不弃。

在自己尚未“倒下”

的时候，向打翻在地的挚友伸出援手，这是什么样的品格和风范呢？

肃反运动之后的1956年秋天，我父亲不愿意继续留在杭州某单位的“安置”

地，希望调整工作，却苦于求助无门。

1956年秋冬之间，他遇到苏东，便诉说了自己的境遇，苏伯伯非常同情。

1956年中央有新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苏伯伯认为我父亲的问题已经审查清楚，这么一个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呢？于是向浙江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推荐，郑伯永也认识我父亲，当即表示同意。

郑伯永是一位参与创建浙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老干部，也是一位小说家。

如果郑伯伯活到现在，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学成果。

可惜，正准备办手续，情况却起了变化。

“反右”

运动开始，郑伯永和苏东都被打成“右派”

。

批判苏东的时候，还有人揭发他丧失立场，企图推荐“反革命分子”

进省文联，成为他的“罪状”

之一。

这样荒谬的逻辑，今人已经很难想象。

苏伯伯被打成“右派”

之后，倒是“因祸得福”

，他在逆境中潜心书法，大有成果——若干年后，成为一位有名望的优秀书法家。

有一年我回杭州探亲，去看望苏伯伯，曾经问过他：“您青年时代，在部队文工团里，和邓友梅先生一起搞文艺，当时您是个革命诗人，友梅老师后来成为优秀的小说家，那么，您是怎样转换角色，舍弃文学而挥笔弄墨的呢？”

苏伯伯回答我：“这很简单，文学虽是我的至爱，但人家不让你搞。

你爸爸妈妈都有文学才华，可是写出来了谁给你发表呢？那些年，你妈妈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散文，编辑都要把她的名字改了。

我调到省图书馆工作，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馆长就是大书法家张宗祥。

我不能写诗，写字总是可以吧，一个人总是要做点事情的，我就跟着馆长练习写字，他愿意收我这个门生，谁也管不了。

一张白纸，恣意纵横，倒也自得其乐啊。”

对于一个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这也算得“天无绝人之路”

了。

“文革”

开始后，我的父母与苏伯伯都已自顾不暇，彼此谨慎保持距离，苦熬春秋。

到了“文革”

后期，渐渐有了松动的迹象，人心思变。

有一天，我父亲在街上偶然遇到了苏伯伯，大喜过望，当即邀请苏伯伯到我家去喝酒。

苏伯伯睁大了眼睛，天真地问：“喝酒？你哪里有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