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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古代的义乌学人和教育家（第1页）

§第四节　古代的义乌学人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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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最正统、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价值观之后的两千多来，学者、思想家、官僚和教育家在很多时候可以集多种身份于一人。

这与儒学重视教育，倡导“入世为官”

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也与起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

考取功名、做官为政是读书求学的动力和目的；当读书达到一定境界时，自然成为了学者和思想家；当取士失意或辞官回乡，一个读书人最好的选择便是招徒讲学，研究学问。

纵观义乌有史料记载以来的学人和教育家，这一特点同样非常明显。

当然也有例外，作为教育家，更多的是从其对当地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来判定的，因此，只要对义乌教育发展有所贡献的就是义乌的教育家，他可以不是学人或思想家，很多开设学塾或从事乡村教育的乡贤尤其如此。

义乌有史料记载的教育家的鼻祖应属南齐（479—502年）时期的娄幼瑜。

宋濂的《华川文派录》将他与“初唐四杰”

之一的著名诗人骆宾王相提并论。

楼幼瑜，字季玉，东阳人，好儒学，他在乌伤聚集了学徒来教经授学，他的著作有《礼捃遗三十卷》与《文集六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传世。

他应是史料记载中义乌最早的教育家、经学家和文学家。

骆宾王（约627—约684年）是义乌人民最引以为傲的义乌学人，唐初最著名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

。

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骆宾王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

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作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

骆宾王虽具有传奇且为乡人引为自豪的一生，但他一生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对义乌家乡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并没有任何记载，所以不再赘述。

至唐代，中国科举制度已步入正规，浙江和义乌的学人登入进士的都已有据可查。

据《浙江通志》记载，浙江录取进士人数为九十三名，其中义乌有二人，分别为楼颖和贾谅。

楼颖，乾符三年（876　年）丙申科进士，他是义乌史料可考的最早的一个义乌进士。

贾谅，以诗赋登入进士科，因得到官员的推荐，官任御史大夫，具体年代已无法查考。

宋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一是扩大了取士的名额，用来补充官员任职之缺。

在唐代每年取士仅有一二十人，最多是六七十人。

而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的改革实施后，一次便取士一百二十七人，之后录取人数年年增长，每次人数均有数百人之多。

二是提高及第后的待遇，来吸引众多应试的士子。

唐代士子及第后只获得做官的资格，如果要成为正式官员，还要经过吏部相关程序后才可以任用。

而在宋代科举制中，士子一旦考取了功名便可以直接被授予官职，可做知州、通判等等。

三是考试制度比前朝要严格了很多。

宋代严禁达官贵人以“公荐”

的方式来举荐人才，实施殿试制、弥封制（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籍贯的地方折角或用纸糊住，以防止舞弊）和锁院制，从而规范了考试、限制了考官的权力，确保取士的权利充分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在这样的制度促进下，义乌在两宋时期取士人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可考的共有103人之多，其中就有一大批名士和对义乌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