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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有一位叫民俗的导游（第2页）

共识的定论是，天津建卫始于“燕王扫北”

。

朱元璋称帝后，仿古封藩。

四子朱棣因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遭至忌惮。

为了削其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令其率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

据说，当时募兵的标准是“弱冠不挑，而立不去，天命之年随军去”

，也就是说，跟在朱棣身后的都是拉家带口的“胡子兵”

。

《天津县新志·汪来传》载：“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

。

这些人，可以说，是天津卫的第一代带有明显随军家属性质的居民。

《元史》记，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

。

金元时期，天津的土著居民主要集于三处：一是三岔河口，金太宗六年（1234），高松、谢实等18人奉旨在此造盐；二是大直沽的造盐酿酒之家；三是侯家后的沿河而居者。

《卫志·毛恺德政碑》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

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

这足以说明自明朝初期，天津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军经商的吴人成了天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不仅语言被原汁原味地带过来，更主要的是，习俗，作为一种约定并认可的行为方式，也成为公众生活中人人遵循的规定动作。

如果把一座城比作一部书，那么，山河是她的纸张，民俗是她的墨香。

在我看来，天津民俗味道浓，处处吹河风。

城不在大，有河则灵；河水一响，黄金万两。

元代国子监祭酒张翥有诗云：“晓日三汊口，连樯集万艘。”

这里自然有诗人的夸张，但是，古海河上帆影频动、桨声铿锵的喧闹确是天津老城繁华的写照。

史料载，天津的漕运规模，元代时常年在200万石，明代时最高年份在400万石，仅承担河漕的运丁就达到12万人。

元明时代，输货载人，只有水陆两条路，而河运，因其载重量、距离以及速度都要优于陆运，更诱人的是，河海水运仅相当于陆运费用的10%，“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

，看看，这是多高的效率，这是多闹的繁华，所以，有河穿城、有海围城的天津，一开始，就有了后来居上、凸为重镇的得天独厚的资本。

“妙相庄严普摄庶类，悲心恻恒广度群萌”

，这是天津人对妈祖的评价和赞美。

载舟覆舟皆为水。

对凶险的畏惧，对海神的崇拜，蜡封了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妈祖文化，天津的许多民俗都透着一股河风水气。

如果把一座城比作一部书，那么，山河是她的纸张，民俗是她的墨香。

在我看来，天津民俗味道香，嬉笑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