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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第8页）

你放心！”

等我出医院后，我们口袋中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

我只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饭。

他很少在家，我还不能下床，小孩爱哭，但我们生活得却很有生气。

我替他看稿子，修改里面的错字。

他回来便同我谈在外面工作的事。

他是做左联工农兵文学委员会工作的，他认识几个工人同志，他还把其中一个引到过我们家里。

那位来客一点也不陌生，教我唱《国际歌》，喜欢我的小孩。

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情感。

为着不得不雇奶妈，他把两件大衣都拿去当了。

白天穿着短衣在外边跑，晚上开夜车写一篇短篇小说。

我说，算了吧，你不要写那不好的小说了吧。

因为我知道他对他写的这篇小说并不感兴趣。

他的情绪已经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面。

我以为我可以起来写作了。

但他不愿我为稿费去写作。

从来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写；只要我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使家中生活过得宽裕些，或者悄悄去当铺，不使我感到丝毫经济压迫，有损我的创作心情。

一直到现在，只要我有作品时，我总不能不想起也频，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和尽心尽力的爱护与培养。

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在开始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有也频那种爱惜。

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党组织的会有时就来我们家里开。

事情一天天明显，他又在上海市七个团体的会上被选上，决定要他去江西。

本来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后我们一同去的，时间来不及了。

只好仍作他一人去的准备。

后来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去的话，冯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孩子。

这件事很小，也没成功，但当时我们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不到，而在革命队伍里面，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情感。

这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

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临近了。

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接头。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

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

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中午他没有回来。

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

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

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

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

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

从文坐了一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