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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15页）

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

我多么想给朋友们写信呀，想给叶圣陶，想给蔡元培写信，但是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停了一会，我说我可以写一封信给沈从文。

他满口答应，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

我说给我报纸书籍看，他答应了。

冯达趁机会说要找医生，说我的腰腿都因为屋子潮湿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应。

他对屋子环顾了一下，大约认为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站起身，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与我告辞。

自然不会握手，也没有点头，但也不便一下变脸，摆出法官的架子，因此显得有点尴尬。

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头望望窗外的天。

屋子外边的几个看守赶忙走进来，卑躬屈膝，哼哼唧唧。

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脸朝里望着，没有站起来，也不在意那几个看守对我不满的颜色，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识相了。

原来这个所谓徐科长便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很快显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

表面上他似乎表示对我这个案件稍稍放松，不那么紧张，不过也不难看出这无非是兵家常说的欲擒故纵。

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但他走后，囚房却热闹起来了。

几个看守忙着打扫房间，把他们的床撤到小墙门外去了。

三顿饭也都在外边那间厅里吃。

满桌是菜，鸡、鸭、鱼、肉。

陪我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都喜笑颜开。

第二天，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等等。

第三天来了个医生，给了些阿司匹林。

第四天拿来很多旧小说；还让我开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

一个看守悄悄对我说，“原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能‘飞檐走壁’咧！”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

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

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

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

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

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

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

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

此后一个时期，他们没有来打扰，表面上我是安静在这里“闲住”

，实际上他们却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

我开了一张我需要的书单，有旧的古典小说，也有新的杂志，都买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经过他们严格选择的。

报纸也是这样，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连可以供我捉摸的新闻都没有，可是，过了一阵，我看到夹在几本杂志中的一本《社会新闻》。

这是国民党办的刊物，中间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是谈我的历史的。

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从文章看，自然又是一个叛徒。

他说他是常德人，认识我母亲，知道我的家庭，他对我肆意造谣诬蔑，把我写得很不堪。

看到这种肮脏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这个什么丁默村痛打一顿。

但这时，我能找谁算账呢？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后，又在一张包书用的报纸上读到一篇完全是造谣、写得很长、很详细的关于我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