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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24页）

我每常看见她家姨娘把饭菜送到堂屋，再由她亲自给我送来。

她家还有一个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亲还是岳母，她整天不说话，只坐在堂屋里守望着。

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好像很安于寂寞，放学回来就独自一人在堂屋里或天井里玩耍，偶尔站在厢房通到我房间来的那门边，好奇地看看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

一招呼他，他回头就跑。

静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动，我不免总还要抱着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

因为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还会有所变动。

如果我能走出大门，如果我能够发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争取到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点的同情，对我生点恻隐之心，或者我能争取他家雇佣的娘姨替我跑一两次腿，不是很好吗？

我耐心设法主动地同他们接近一点。

当曹太太到我房中来时，我留她坐一坐；当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门口时，我也逗逗他，问问他的学业成绩；我有时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讪几句。

但不行，一切尝试、努力，都落了空。

我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这些雇佣人员都是经过选择，是愚顽可靠的人。

他们对我守口如瓶，不露一点口风。

那个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也只关在他们自己屋子里。

我知道同他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他无非是国民党调查科下的一个小走狗，一个忠实的奴仆爪牙。

他既无权、又无能，也没有胆量为我做一点小事，那怕是给我通一点风、报一个信。

他现在不纠缠我，不在我面前装腔演戏，就算够好的了。

我在这里比在王公馆时安静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经判决的无期徒刑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气洋洋地走到我们房里，笑眯眯地说：“徐科长吩咐我们替你们收拾房子，说要给你们自由，你们自己过日子。

他们还说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们老太太接来。

要是老太太能来，那就最好了。”

他还问了一些关于我母亲的年龄、生活现状等等，语气中都表示他个人对我和我母亲的同情。

这是两个多月来从他那里得来的惟一的一点消息。

过了几天曹先生又来打问我的意见了。

他像很有把握地、轻松地说道：“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

老太太总会十分思念你的。

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

我又开始了各种揣测。

到底要不要母亲来一趟呢？若说国民党想就此把我母亲拘留起来，那是没有丝毫理由的。

但是，母亲真若来了，国民党是要把她作为“人质”

的。

我同意让母亲来作为我取得某种自由的“人质”

，那未免太自私、太残酷了。

何况国民党至今没有肯定地说放我，完全恢复我的自由，只含混地说是可以自由居住，仍只限定在南京。

我何时才能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亲啊！

你在苦难中的女儿是多么想念你呵！

我到底应该何所适从呢？

过了两天，在极度矛盾中，我写了一封短信，给我的母亲。

信中大约是这样说：“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