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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30页）

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

“一·二八”

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一起开过会，游行示威时他和杨骚、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

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

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

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

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喜欢压过了一切。

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什么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我还是相信他，那些怀疑一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

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左联的熟人的情况。

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邨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

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不知怎样才好。

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一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

我能不能求一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

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

这一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给我一丝阳光，给我一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

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

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

那种种艰难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一时的沮丧噎住了。

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

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一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

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

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到那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

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

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　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

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

回忆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

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

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

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

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

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

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

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