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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32页）

我弟弟死后，她从绝望中努力自拔，四处奔走，为贫苦人家子女办工读学校。

“五四”

、“五卅”

运动时，她热情澎湃，带领学生教员去大街讲演。

我有时也曾看见她烦闷过，甚至唉声叹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奋身振作。

我们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体贴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为大势所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但仍是满怀豪情。

一九二九年在杭州与我们同游西湖，饮酒赋诗，似乎是一个完全不知忧愁为何事的幸福老人。

我和也频陪她都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

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麟儿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强打精神，把死讯隐瞒着，骗过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担起抚育幼儿的责任。

但现在，我看见的母亲老了；不只年龄、面容老了，而且心情显得寂寥，似乎同我隐隐有点距离。

为什么她从来不问一声也频的事呢？她什么时候知道他牺牲的消息的呢？我压根没有告诉她，她也从来不问我。

现在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问；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认识，而无须打听。

我想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她不问，我便也不说，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怕碰着这些充满苦涩的现实。

妈妈呵！

你叫我怎么向你说呢？我知道你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痛苦的。

但假如我把什么全告诉你，你会更痛苦。

你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无条件地支持我；而现在我却连累你，把你拖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叫我怎么说呢？母亲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们在那里等她。

她参加了一个什么会，又作气功又治病。

妈说她对世界，对人类都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于是她学气功，学治病，扶困济贫，总还有点用处。

我心想这也许是一个搞封建迷信的会道门。

但母亲坚持说这不是迷信，她是把这当成科学来认真学的。

她承认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脑筋，迷信，可是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修身养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

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学深一点；她应许我一百天以后再回来看我。

我只得让她走了。

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党的关系，但又觉得她是办不到的。

上海的朋友中她只认得王会悟，而王会悟这时已随李达去了北平。

我把这话忍住没有说出来。

我只要求她一定回来，因为我实在希望她能把孩子们带回湖南。

九月下旬她回来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

但回到南京没有住上二十天，便无论怎样要返回湖南。

她说家里还有许多未了之事，来时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给我了就回去的。

现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气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带出来的那个女佣人想家，也吵着要回去。

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们母女久留之地。

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牵牵绊绊的杂务、人事完全弃之不顾的，她还需要生活。

但现在就要她带两个小孩回去，的确是太难了。

不过孩子迟早一定也要走开的，我不能让孩子困住我。

我现在要用孩子和妈妈，暂时留在南京作为人质（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希望和安排的吗？），换得敌人对我的疏忽，松懈对我的防范。

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远走高飞时，我一定要想办法预先安置他们，让他们都回湖南去。

老家的那个安身之地，那个简陋的窠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