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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39页）

这时他在南京正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一本《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大概是这样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园后，他跟着姚蓬子来过一次；这年春天，来得多了几次，暑假中还问我要稿子。

他说他打算编辑一个杂志，定名《今代文艺》。

他表明，这个刊物是另一个左翼刊物《文学界》的外围，是接近于周扬等一群人的。

我那时与上海文艺界完全隔离，只知道周扬是左联的一名成员；《今代文艺》果真是倾向他们那就可以给他们稿件。

因此我给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

文章后来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艺》。

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

但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

看他平日对我的言论，好像他只专注于他的翻译；但在我脑中也曾有过一个问号：他搞翻译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关系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关系，我是摸不清的。

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

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

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

，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

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车。

他推着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

我真没有办法了。

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发现我并不是来接朋友的，他会不会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

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

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

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

我两个星期就回来。

冯达一直病在**，等我照顾呢。”

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

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

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

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心不在焉地同韩侍桁告别。

汽笛一声，我走进二等卧铺车厢；望着车外朝后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铺上。

为什么我这样倒霉，这样多难？北平之行的前途将是怎样呢？

谁都知道，王昆仑在国民党是一个高级人士，是大人物，想当然是国民党员。

我知道他正在同我过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谈恋爱。

我向来不喜欢谈论关于别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处境，他和孟君的关系，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但我现在却怕他。

怕什么呢？他这个国民党的高级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踪，会不会破坏我的计划，使我功亏一篑呢？我将怎样敷衍他呢？自从曹孟君在南京任职后，我们的友情就逐渐淡薄了。

一九三一年，为营救在龙华狱中的胡也频，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里，我觉得她比较冷淡。

她原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什么变得这样冷静、淡漠？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感情的变动。

不过，这只是些小事。

问题是：现在在重要的关口，我遇见了她的新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高级人士，我将怎样对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