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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第8页）

他走了。

此后，事情就晾在这里了。

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饭。

看守中有一个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一天到晚拿一本《三剑客》看。

无人时，就是另外那两个看守不在时，他悄悄同我聊天，说是看过我写的书。

他说：“你填一张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看见不少共产党员顺着填表，你何苦来呢？”

他还拿出一张杨杏佛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说国民党要杀他，他们调查科派了二十个人去上海，他也跟着去了，但没有成功，全都叫了回来，每人扣发一个月的饷；现在是复兴社的人又去了。

听后，我真为杨先生担忧，而又痛感无能为力。

但我看这个人比较年轻单纯，想利用他，便同他谈，劝他离开这里，说他干的工作，是刽子手的工作；他，一个青年，应该走光明正道；每月为了二三十元钱，帮这群土匪杀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鲜血。

他对我说，他们做这项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为他担保，他如走了，姐夫一家便脱不了干系。

他自然不能听我的，但对我却一天天近了。

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务，不会是一个圈套。

最后我求他说，我想写一封信，请他寄给蔡元培。

他先是不敢答应，后来勉强答应，也许是敷衍，说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一九七九年，报纸上报道我复出的消息以后不久，曾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很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话，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坐了一阵子牢，现在已刑满释放，回家种田了。

大约在廿七或廿八日，又来了一个有官架子的人。

他没有到我们住的外屋来，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里去的。

他一开始就说：“你知不知道鲁迅是拿了卢布的？”

我说：“这不是新闻，是造谣，一些报纸老早就登过。”

他问我鲁迅的住处，我答道：“你们比我清楚，他的住处经常有你们的特务盯着。”

他又问茅盾的住处？我说：“你当然知道，我不知道。

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他说，听说我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有意见，他愿听一听。

我说：“你们不就是杀人、抓人、恐吓人吗？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我有些蛮横，不可理喻，于是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好，你回去吧！”

我就回屋去了。

事后我问看守，这人是谁，他们都不说，只说是一个官。

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谁。

正是这时，有一天，我从窗户里忽然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走过来了，走过我住的房子，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

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大约是他的妻子。

这个人叫韦丛芜。

过去我同他虽不太熟，但我听说他是“未名社”

的，属于“语丝”

派的，是属于鲁迅一派的。

他的哥哥韦漱园同鲁迅关系非常好。

我没有多加思索，没有想到这里是不可能有什么旅客的，以为有了一点希望。

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请他转去。